【聯合報╱記者沈婉玉整理】2014.6.4

　　一味拚經濟無法解決國內「低薪」問題，台灣應該拚的是「社會」，關注公平福利、調整資源分配，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合理勞動條件，真正改善低薪問題。

　　近年來民間消費明顯不如以往，與所得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有關，當萬物皆漲唯獨薪水不漲時，就只好緊縮消費、少買一點，貧富差距擴大也使民間消費無法提升，這是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

　　例如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有能力一個人就買一百萬雙鞋，但他所創造正面效果，比不上兩百萬人買不起鞋的負面效果；事實上，郭台銘不可能買一百萬雙鞋，但原本一年買一雙鞋的窮人，卻極可能變成兩年才買一雙鞋，因此所減少的消費量是很可觀的。

　　有錢人收入的4成用於消費，花不完的6成存下來；窮人收入的8、9成都用於民生必需消費，如果能在所得分配上較為公平正義，就會刺激消費，進而刺激經濟活絡。

　　解決之道是增加社會投資，以取代經濟投資不足，例如推動全國性的公共托育服務，以政府投資來創造消費，公共托育服務的另一個好處是，解放女性進入職場的壓力，國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只有50％，相較其他國家太低了。

　　事實上，只要參與自由貿易體系，貧富差距就會擴大，舉世皆然。貧富差距拉大使民間消費低落，經濟必然很悶。因此各國都很關注貧富惡化問題，努力拚社會。

　　歐洲推動許多政策改善貧富差距拉大，例如開徵金融風險稅、富人稅等，稅制是所得重分配的重要工具，可使貧富差距縮小。

　　例如丹麥所得稅率達66%，繳稅後，生活就不用煩擾，大學免學費，國家還給每個丹麥大學生每月三萬元台幣的生活費，出國念書，也是學校幫忙找經費、出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