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17日 04:10 工商時報

自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充滿「青年之怒」：七年級生對現況不滿、對未來迷茫，因此意欲以破壞性手段來推進改革；八、九年級生則陷入「十二年國教白老鼠」的焦躁漩渦中，親師輩對於國英數主科時數、歷史課綱微調亦激烈交鋒。

對於學潮，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甫為文示警，「台灣未來恐在街頭決定」，在此同時，其調研機構EIU公布的最新全球教育排行榜則出現耐人尋味的結論：南韓、日本、新加坡與香港囊括前4名，昔日冠軍芬蘭落居第5，美歐先進國家瞠乎其後。面對台灣教改20年，高教體系亂象紛陳，識者對EIU調查就算半信半疑，也不免再度感嘆「為何韓國能，台灣不能？」

標榜「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芬蘭式教育，以啟發代替填鴨，曾經是風行全球的教育顯學。但如今以填鴨見長的東亞式教育卻脫穎而出，無疑是反映亞洲崛起的大勢，儘管EIU在報告中對南韓學生硬記死背的長期價值有所保留，也坦承創造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難量化排名。

同樣系出東亞文化圈，韓日星港近年來也都進行了程度不一的教改，例如日本自2002年起推動「寬鬆教育」，以培養學生思考力與知識運用能力為由，大砍國高中生的學習內容（經典範例是將圓周率3.14簡化為3），並實施五日制學習，結果弄巧反拙，導致平成世代（1989年後出生）被譏為養尊處優卻智力低落的「寬鬆世代」。

然而不論中學教改成效如何，韓日星港的高等教育仍奉行菁英傳統，學生要跨過大學「窄」門，除了聰明才智還要努力不懈。新近最有名的例子正是以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爆紅的金秀賢，他考了4次，才擠入中央大學戲劇系；在蹲冷板凳等待出頭的階段，一心只想著如何厚植競爭力，而非算計著收入幾K。

日本一流大學畢業生進入政府部門或大企業服務，秉持類似中國傳統士大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堅持，形成國家發展的支柱；而文官體系的堅實運作，正是日本經濟失落廿年，還能維持大國格局的重要關鍵。也因為菁英養成不易，韓日星港社會均給予高度尊重：不同階級大多各安其分，各盡職責推動國家向前。

在全球化風潮下，這些國家與地區也發生貧富差距擴大、薪資倒退、房價所得比惡化、自由化危及弱勢產業、政府效能減損的現象。但何以他們的「寬鬆世代」不曾出現占領國會、突襲政院的激烈抗爭？難道韓日星港的「寬鬆世代」不懂公民不服從的妙用，抑或甘願做「順民」？

從教改層面思考，我們認為台灣「寬鬆世代」較諸韓日星港同世代，至少有兩大差別：

首先，20年教改打破大學窄門，卻產生「反智」的諷刺後果。由於民粹要求齊頭式平等，菁英大學只要多分點資源、多收點學費，就遭批傲慢與自肥。在大學錄取率逼近百分百的情況下，學歷貶值，卻人人自認是專家，誰也不服誰。

其結果就是「懶人包」取代菁英與專家，理性辯論無從發揮，感性主導輿論走向，眾聲喧嘩，不安其分，甚至已走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偏鋒。本該是支撐國家發展的文官體系與知識分子逐漸轉趨消極被動，乃至淪為沉默的一群，終致行政領導力弱化再弱化，立法權煽情再煽情，形成惡性循環。

儘管韓國的「服從文化」在世越號船難後，面臨檢討聲浪；儘管日本的「守紀文化」在講求效率的當代，顯得不合時宜，但服從與守紀，是民主法制的基石，一個不願各安其位的社會，必將付出失序的代價。

其次，20年教改不僅在學習領域製造了「寬鬆世代」，也在國家認同上製造了「分歧世代」，只要執政者非我黨派，就是比外侮還可惡且不能原諒的「敵人」。這種憎恨政府的心態，在世上文明國家實屬罕見。

韓日星三國朝野在「愛國」的大是大非上並無二心：香港在回歸17年後，有了「光復本土」（多少也在緬懷英國殖民時代）的呼聲，但矛頭指向蜂擁的陸客，而非其一貫的自由化財經政策。反觀台灣，「寬鬆世代」的認同歧異與反中情緒，已深刻影響到對國家未來發展路徑的判斷。

上樑不正下樑歪，導致了反智與分裂，如何撥亂反正？在在考驗台灣政客們的良心。對於「寬鬆世代」而言，最大的挑戰則在於能否面對「先甘後苦」的生存試煉？上策當然是正面奮力尋求突圍之道；中策是選擇認命，降低物欲，向日本的「覺悟世代」看齊；下策則是怨天尤人，損人損己。

此時此際，長輩的規勸或許逆耳，但不論霸氣直言如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的「民主不能當飯吃」，還是循循善誘如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的「台灣沒有資格嘆氣」，都旨在提醒新世代珍惜戰後得來不易的發展成果，並勇於接受時代的競爭考驗。

台灣是小國寡民，經不起分裂危機，國家毀了，未來也就毀了。因此，救亡圖存的答案，絕對不會在街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