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果不幸被外力侵害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應先求自保，多運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觀念，儘量不要有「倫敦症候群」的反應，讓自己在危險情境中保持安全無恙。

1973年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有兩名搶匪搶銀行，挾持了四名男女，長達六天的期間，雙方互動過程竟產生認同與情感轉移現象，被挾持的人質認為受到搶匪的保護，才沒受到警察傷害，其中一名女性還對男搶匪產生好感，這種情形在犯罪學上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專家分析，綁架發生時，人質回復到嬰幼兒期，仰賴父母的保護和照顧，所以對綁匪產生認同與情感，逐漸有正面、友好的回應，也因為綁匪提供他們吃、住，心情比較平靜安定，雙方互動平和，容易認為綁匪是好人，進而有情感的轉移現象，甚至產生反警察、反政府的心理和動作，一旦警方行為讓他們陷入危險，就會產生負面態度與敵對行為，被釋放之後也會拒絕與警方合作，不願作證，反倒會關心綁匪的去向，主動聯繫，或去監所探視。

1980年，有六名伊朗綁匪入侵伊朗駐英國倫敦大使館，挾持26名使館人員當人質，英國派出反恐特種部隊（SAS）攻擊，在六天的對恃談判，一名人質遭槍殺身亡，屍體被丟在街道上；事後查證，原來是被槍殺的人質，曾在館內與綁匪爭吵不休，甚至肢體挑釁，經過數小時不斷的對立、騷擾，惹火了暴徒，才會被殺害。犯罪學家認為這是「倫敦症候群」。

我過去經辦的刑事案件中也有「倫敦症候群」事例。

例如，有個醫師被綁架後，一直反抗，再三表明他學過國術，嗆聲：「放開我，你們不夠看！」後來又一再指責，還說脫身之後一定會報復，結果被撕票；也有一名建商個性強烈，被綁架後也痛罵綁匪，挑明被釋放之後，會找黑道幫忙，並且報案追捕，結果遭到暴力對待，遍體鱗傷。

也出現在財產犯罪案例上──屋主回家看見小偷，出口痛罵，小偷心虛道歉後，又繼續怒罵，導致小偷不滿，雙方肢體衝突，小偷最後拿水果刀把屋主砍成重傷。另外，有情侶晚上在公園談心時，二名歹徒上前恐嚇，男生不怕死地和歹徒劇烈衝突，歹徒出手搶走女生皮包時，他也上前追趕，還撿石頭丟歹徒，歹徒反而回頭撿起鐵條把男生的右腿打斷。這些都是「倫敦症候群」的寫照。

有人誤以為，碰到歹徒不能服輸或氣餒，設法對抗，才是首要，但其實如果起了激烈的對立和衝突，反而惹下殺身之禍，所以應該先冷靜，思考周遭情境，研判歹徒的目的、將採取的行動，再設法降低爭執、和緩氣氛，化解當下的危機，尋求下一步的應變對策。

曾有少婦被色狼跟蹤追上，因為地點很偏僻，大喊求救也沒用，所以她一直向歹徒拜託說：「家中小孩子發高燒，我急著要帶他看醫生，讓我回家吧。」看色狼不肯，少婦又說：「這裡有人會經過，如果被人發現在這裡發生關係，以後沒臉見人了！」色狼同意她的提議，到附近的空屋，熟悉地形的少婦才趁機逃跑。

又有一名熟女深夜回家，被持刀的男子拉入暗巷，企圖非禮她，她看對方年紀較小，就說：「我都可以當你阿姨了，這樣實在不好，你有需要，我給你錢去找小姐！」男子不肯，熟女不得已又藉口說，她一向嬌生慣養，所以在外面發生關係很不舒服，提議由她出錢到附近的賓館，等到賓館後，熟女趕緊喊救命，男子也被逮捕，送警查辦。

建議婦女不幸受侵害時，首先把握生存是唯一目標；其次，拉長時間與路線，爭取有利空間；臨機應變，隨環境調整應對方式；利用各種可能機會逃避現場；適度妥協與配合，降低衝突。（施茂林口述，徐谷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