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法治思想要覽

韓非子生於西元前280年，歿於西元前233年，為戰國時期韓國公子，素喜刑名法律之學，為人口吃，不善論述，與李斯同為荀子學生，因見韓國國勢漸弱，數次上書韓王諫勸變法圖強，未為韓王所采，遂發憤著書立說十多萬言，傳至秦國，秦王嬴政見其書大為讚賞，迨西元前234年秦攻打韓國，韓王遣其出使秦國被扣留，惜未受秦王信任，遭李斯、姚賈讒言被捕入獄，後為李斯毒殺所害，但其法術勢並用之理論，為秦始皇所吸收運用，加上李斯之實踐作為，成為法家獨尊之局面j。

韓非子著作洋洋灑灑，著有：定法篇、顯學篇、有度篇、問辯篇、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右下、心度篇、五蠹篇、難三篇、解老篇、詭使篇、六反篇、備內篇、大體篇、王道篇、奸劫弒臣篇、守道篇、三柄、外儲說左下、內儲說上、飾邪篇、難勢篇、用人篇等五十五篇，集為「韓非子」一書。

韓非子書中論述君道、法、勢、術等，甚為詳細，有關其內容：問田、飭令、難勢，旨在闡述政治思想；主道、二柄、大體、心度、解老、喻老、人主、定法，說明法治內涵；制分、飾邪、說疑、揚權、八奸、十過、奸劫殺臣，探討法、勢、術思想；說林上、說林下、內諸說上七術、內諸說下六微、外諸說左上、外諸說左下、外諸說右上、外諸說右下，系彙整史實材料、寓言的文章，論駁闡明法術之道。

關於其各篇之論述，有不同題材，約而言之，「難言」說明對愚智之君主不易進言，並論及帶來之利害問題；「受臣」認為君主權力旁落，應有對付駕馭之法；「主道」強調君主深藏不露，讓臣民敬畏之策；「有為」闡述法度與執行重要；「二柄」則唱導君主殺戮與獎賞之切；「八奸」提出臣民八種權謀手段之防範作為；「奸劫弒臣」指奸邪橫行與任勢、用法、治奸之道；「亡征」論述國家滅亡，君主失去君權之微兆；「喻老」泛談論輕躁、用勢、物性、無道之理；「用人」論及授官、賞罰思維；「難一」從九則歷史故事提出反駁，反對忠信、德化、推己、禮治、進諫、非謗等；「難二」則由七件歷史故事，反對省刑、仁政君臣同力，君先等論調；「難三」說明禁微奸積問題；「五蠹」主張除掉學者、談論者、帶劍者、畏戰者、商賈等；心度強調君權，立制之要k。

韓非子觀察當時各國君主統治狀況、社經環境、國際競爭以及商鞅、慎到、申不害之思想，兼及道儒觀念，而成一家之言，以法為主，結合重勢用術二者，厲行法治，是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總匯，在理論上有完整之論述，在構造上更為系統化。

  （一）立國久治，以法為本j

韓非子繼承商君之學說，主張由君主制定成文法，供臣民遵循，用以統治人民，六反篇稱：「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治。」，「治民無常，唯法為治」k（心度），「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用人)，而法律通行之道，須要明法，難三篇指明：「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亦言：「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于民心」，使民知所遵循；八說篇並稱：「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外儲說右上篇：「不辟親貴，法行所受」，使法律能拘束上下，法治昌明。

又法為齊民治罪之唯一標準，促導眾民願意遵守，是以「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遣匹夫。」（有度），凸顯法律之權威性、最高性，顯學篇申明其義：「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為治者……不務德而務法」，心度並論：「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

商鞅重刑，韓非亦主張厚賞厚獎、重刑重罰，在和氏、奸劫弒臣、定法篇中經常引用商鞅看法，奸劫弒臣：「正明法，陳嚴刑」，有度篇：『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六反），「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二）君主強勢，厲行法治

韓非子承繼慎到尚「勢」之思維，非常重視權威、權勢在推動法治之關鍵地位，認為君主必需具有至高無上地位，在政治上有高勢，從地位上凸顯絕對權勢，不容挑釁，全力運用強制權力統治國家，方能徹底實施法律，達令出必行，法出必達之目標，故難勢篇曰：「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強調「法、勢」結合與運用之重要，其法門為獨尊獨享權力，巧妙執行賞罰權，而且能精練運用，以免「廢置無度，則權瀆」（八經）。

慎到提出重勢思想系因當時儒家「尊賢」論與墨家「尚賢」說，認為君主只要尊賢重賢即可大治，慎到則認為國治之本在於君主有強大威勢，威懾天下，臣民群服，韓非子進而以魯哀公與孔子為例，強調法、勢密合之必要，蓋魯哀公雖弱，但有權勢在身，孔子雖賢，反在權勢下為臣，是以「勢重者，人主之淵也」（內儲說下），「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心度），「勢者，勝眾之資也」（八經），「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人主），「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 (難一)，「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王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外諸求，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 (愛臣)，而且韓非子主張君主專制集權，認為權勢不可借人（內儲說下），亦不可與臣下共用，蓋「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後收」（內儲說下），因之，君主以強大威勢，令出如山，萬民服從。

  （三）法術結合，有效統治

申不害力主「術」之重要，術者乃君主駕馭臣民之權術，也泛指辦事用人之方法與政治手腕，君主運用權術馭下，對付政敵，掌控一切，但韓非子認為重術而無法，未必發揮實效，必需「術」、「法」結合，不可偏廢。以君主統治而言，『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殺。』「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而殺之柄，課群臣之所能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說），「智則欺君，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難一)，再以申不害、商鞅二人輔佐韓侯、秦王為例，關鍵在對於法、術能否善用，若君主用術而未用法，臣下鑽空得利，國家實益不大。

韓非子主張術為君主馭下之良方，換言之即領導統禦之技術，用以貫徹法令，防止謀變，確保君主權勢，其法有三曰質、曰領、曰固（八經），君主要能用七術、察六微、有謀略防奸、去奸j，重要方略為因能授官、循名責實，「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諸說右下)，「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外儲說左下）、「知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孤憤），「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二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經)，「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難一)，否則「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外儲說左上），賞罰要得宜，避免「賞繁而奸生…賞繁亂之本也」(心度)。

難三篇曰：「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具」，「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已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用人)，道盡君主暗中控制臣下、掌握臣下狀況之手段，甚而運用「挾知而問，疑詔詭使」（內儲說上），務便臣下「我不去奸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奸劫弒臣），「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衛石也」（八說）。

  （四）法律實體，允平力行

法為治國之法k，韓非子亦倡之，一再揭示依法治國之要義，「法度為立國之大節，智慧多失，萬全之道，在於依法」「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外諸說右下)，五蠹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故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顯學篇：「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功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同時，韓非子對於實施法治闡明與國家強弱有必然關係。有度篇主張：「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對於法治之終極目的，在主道論述及：「……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

法律之功能多端，管仲認法律在於興功除暴，定分止爭，吏民規矩之准絕，消極在止奸除暴，積極在齊民志，規群事，理萬物，君平中正，節度社會j，今則以規範社會行為，保障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安寧與安定為要。韓非子問辯篇：「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道出法律須能齊民言行，禁暴止亂，成為社會之規範與治國之張本。又有度言：「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謬，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曆官威明，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強調法禁刑罰之功效。

韓非子強調同床、近臣、養殃、民萌、招才、威強、四方等八奸，影響君主統治，八奸曰：「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以也，不可不察焉」，又因受其師荀子影響，認為人有私心，自私自利，無仁義可言，即使父子、夫妻、主僕、君臣僅存互利害關係，不必禮教之，恒需以法繩准之k，其理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難二)，「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六反)，「愛則親，不愛則疏」(難二)，「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奸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故國患。」(說下)，「故君臣異心；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以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大蔽矣。」(二柄)

法律要軌範眾民，齊一言行，成為社會規範，須明文化公諸社會，使眾民得以知曉，成為生活內容，身體力行，韓非子對於法律明文化及公佈，最為重視，在定法篇曰：「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難三篇曰「故法莫如顯。」l

關於法律之制定，韓非子主張因應人情（八經）、權衡利害（八說）、順應時勢（心度）頒制法令，而依據韓非子結合商申慎三君之精華，可知君主具有無上權威，最高權威、萬民歸順于君主治下，有關法律制定權操在君主之手，可謂系君主專斷與擅斷，與現代由民意代表制定法律，不可同日而語。

西周時法律嚴苛j，韓非子亦具有強烈報應觀念，一再提出嚴刑峻法之觀念，認為刑重罰重必能止奸清肅，足以安治，六反篇：「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禁止，奸禁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奸劫弒臣)k

韓非子主張法律平等性l，顯學篇言：「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仁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為治者用重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有度篇亦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外諸說右上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又曰：「使德澤人，不自攀也；使法量功，不自變也；能者不可飾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一再揭櫫法律要立在平等基礎上，行法之治，需尊重法律制度j，否定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不平等觀念，後世八議之科，對貴冑、宗室之法律優待，顯示不平等，與韓非子之主張有異。

法律制定後，必須立信，故曰：「行法在於立信」，五蠹篇：「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外諸說上篇：「明主積於信」，使臣民遵循，而且要嚴格執行，「刑罰必，而奸不用於上」（難一），以度僥倖之心k，而且要重刑多罰（飭令），才能「以刑去刑」（飭令），明顯崇尚法律萬能，唯法威觀。

法律在能解決國家、社會眾人之事，必需隨時代之進步、事務之變遷適當調整，否則容易與社會脫節，是以法需具有應變之時代性，商鞅曰：「及至文武，……，因事而制禮，理法以時而定，制令各得其宜」(五法)，韓非子更常指明：「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活，不易而亂」，是謂法應與時俱進l，進而言之，法律應因時因地制宜，以應瞬息萬變之社會變動m，韓非子：「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智而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法不易者，亂；世變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世變。」(心度)j

綜上所述，韓非思想是先秦法家乃至當時全中國古代法治思想之總匯，呈現系統性、組織性與邏輯性，其思想著重變法、重法、重力、尚勢、用術、尚功利、務實用等觀點k，以申不害之為內學，以商鞅主張為外學，以慎到之見解為重項，內外相應，本體唱和，因一生不得志，逐步孕育深沉、寡恩、銳利之性格，其風格趨向犀利的成熟，峻急的深刻與刻薄之實用l，秦始皇採用其法治思想與作法力行「事皆決於法」「事皆決於上」，有效結合專制與法治，建構兩千多年之中革帝制，其觀點也影響中國久久長長m。

探索其韓非子法治觀之理論基礎，有三，其一為歷史進化觀，綜合歷來學說本實用功利性原則，主張無為而治，認為侈談德治，於事無益，惟有以法治國，才能積王資、樹君威，統一天下；其二為濟世救世觀，認為諸子百家有其短，經冷峻估量，縝密稽查，提出法術勢三位一體之法治觀，用以變革改制，富民強國，其三為人性自利觀，韓非受到其師荀子性惡說之影響，認為人為生存，相互計算爭奪，出發點均為個人利害，是以道德教化無法治民，需行君法制壓自利，方可奏效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