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選舉既已落幕，相關配套的制度修法即應儘速啟動。而在修法之前，一個更上位的問題應優先被釐清，也就是五都甚至是未來六都形成之後，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要如何重新定位。

我國的地方首長與議會來自民選，是一個有選舉與地方自治機制的地方政府。但地方自治並不包含財政自治，地方政府並沒有維持財政平衡的責任和義務。地方稅法是中央訂的，中央可以決定地方稅收的大小。地方政府若想對土地增值課重稅，但土地增值與否與都市計畫和土地管制有關，係由中央決定，因此當中央可以管制土地，變更為商業區土地馬上就增值，地方稅收就增加，但若中央不准變更土地，則土地增值稅就沒了。

此外，地方稅收的多寡，也與地方政府的施政績效無關。這是一個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架構。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縣市即使稅收少也沒關係，因為在中央集權下，地方政府就像未成年的小孩，要花什麼錢，只要向中央要即可。除了台北市本來就有充沛稅收，可享有較高的自治性，其他縣市就很差，其中尤以農漁業地區的財政收支為甚，中央政府就補助更多。也就是說，誰窮我就給誰多一點，誰有錢我就少給一點，所以它也是父權心態。

地方政府也會顧慮，如果建設進步了，中央政府可能會因而減少補助。這導致縣市會認為有效用錢來提升施政品質並無實益，不如把力氣拿來要錢。地方執政者若能直達天聽就可以要到錢，中央政府也樂於以此綁樁來影響地方政治。這就是過去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

在這種關係下，地方自不會將錢用在刀口上。在美國、加拿大這些地方自治最落實的國家，人民繳稅痛苦，便會仔細監督花錢。在台灣，人民對於地方政府如何花錢並無所謂，因為都是向中央政府要來的錢，只要要得多即可，浪費總比給別人好，因而造成地方許多不切實際的建設。這種浪費的現象，源自制度不良加上政治操作。五都成立前夕，如何從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重新定位中央與地方關係，應是最根本也最為重要的課題。（作者為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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