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一種絕望的感覺。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在迅速發展，我們也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時我們不能否認，近些年來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實際上是有惡化的趨勢。為什麼?簡單地說，即是弱勢群體已經被這個社會分離出來，在社會中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往往是以犧牲弱者的生存生態為代價的。比如說以前上海曾取締了大量小食攤、小飯館，一般市民的感覺是吃早點沒有過去方便了，但更為重要的是，十幾萬人可能就因此失去了謀生的機會。馬路上的攤販實際上涉及到了幾十萬人的生計。當我們對有礙觀瞻的“城中村”、“貧民窟”、“城鄉結合部”進行改造時，可能又有無數的人要喪失立錐之地了。

    但實際上，我們都是“髒亂差”、“城鄉結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說現在的蔬菜價格貴，但我說卻算是便宜了。因為運菜、賣菜的人就是生活在“髒亂差”的環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這個價格把菜賣給你。如果運菜的都住在二居室裏，菜價提高一倍也是不夠的。說現在的房價高，但現在建房子、搬磚頭的人都是睡在工棚裏。如果他們都住在二居室裏，那房價又將是個什麼水準?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生態的受益者，但是我們忘恩負義，成了拆掉“髒亂差”的積極鼓吹者。

    但同時，我想強調的是，這樣說，並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我們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這沒有錯，但是問題就出在我們的管理上。馬路上沒有秩序行嗎?北京一年機動車增加40萬輛，現在上班，路上沒有小攤小販，車都走不動，如果都是小攤小販就別上班了。但是，每天每個時段、每個路段都這麼塞嗎?有沒有這種可能，在平時不怎麼塞車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過去後，10點鐘開始可以擺攤，但到下午4點收攤，且要打掃乾淨。如果這樣，一個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為幾十萬人提供生存的機會。因此，關鍵在於管理。現在我們要麼是放任，要麼就一刀切。不但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態在這樣的城市管理中不斷惡化，而且矛盾也越來越尖銳。

    北京曾有一個崔英傑殺了個城管，但回想起來，這也應屬於“黑磚窯”同樣的悲劇：紮和被紮的人都是誰呢?也都是弱勢群體。如果真正有門路的，也不去當那城管了;如果有門路的，也不會去賣烤腸了。那位被殺的城管其實是一位恪盡職守的城管。而殺人兇手崔英傑也不是個壞蛋，原來在部隊上還是優秀戰士，復員後先當保安，但幾個月領不到工資，就借了300塊錢買了輛新車賣烤腸。城管人員沒收了他維持生計的車，活路沒有了，一刀進去，造成了兩條生命的悲劇。現今社會，如何來保護，甚至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態，已顯得非常重要。這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解決就業問題。而更重要是在於要優化社會結構。通過社會流動，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你可能貧困但不至於絕望。社會當中有弱勢群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勢群體應當是一個雖然貧困但還有希望的群體。如何造就這種狀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流動機制。

    我們這個社會目前門檻太高了，窮人改變自己地位的機會少了。前幾年，我們就有一個詞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財富的繼承、社會地位的繼承和傳遞，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同時，最近幾年裏也出現另外一個詞：“第二代窮人”，這表明貧困的繼承和傳遞也已出現了。如今的社會已經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如何在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管道，用它來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負面效應。其實，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一種絕望的感覺。但是，應當說這樣的一種趨勢在我們當前的社會當中是存在的。

（作者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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