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23《客家雜誌》編輯委員

肆、少數者的視野

    做為少數者，在多數支配情境下的族群自我建構行動，不論是中國的客家論述或台灣的客家論述，都難以避免地走上了主流社會劃定的軌道，而呈現了作為「民族工程學」的性格。羅香林本質主義式的客家論述強調漢族正統，表面上是將客家重建為「中華民族精華」，但實質上則是臣服於大漢中心主義，以神聖卻空洞的符號瓦解了族群具體的生活脈絡。在預定調和論的民族史論述下，客家自我定位為國╱族符號體系的最核心，族群的自我意象（self imagination）成了脫時空的化石（13），在動人的源流考之後，只剩下對族群特質流於刻板、空洞而靜態的描摹，現實性的效果則是對一元論式宰制性國╱族的依附效忠。一場族群尊嚴平反的運動卻弔詭地落入去主體化的道路，真正成為欠缺現實干涉力及文化創造力的弱勢群體。

    以「新的客家人」為核心概念的台灣客家論述，雖然想像了行動的、介入的積極意象，但卻不自覺落入「次主體」的危機。這個論述其實還沒有問清楚：新的國╱族將有怎樣的內部秩序？將是可欲的嗎？就逕行接受了反對運動主流給與的追求新國\族的前提，而未論及如何給出屬於自己的定義或詮釋，最後剩下的只是從污名的焦慮中，直接躍入「參與」、「行動」，視「參與」「行動」的價值為自明的。也正因為對新國╱族未積極提出主體性的詮釋，使得舊國╱族仍有充分機會駕凌這個族群之上，以積非成是之惡，抵拒是非尚在渾沌狀態的可能之惡。

    粵東客家的異質性在主流論述中成為被貶抑輕蔑的奇風異俗，當時中國的客家論述工作，並不是即此異質性本身認可其價值，進而批判族群歧視的不正當，彰顯文化多元、族群平等的主體精神；反而是順著污名賴以提出的同一邏輯，認可了一元論的民族體系差序格局。當羅香林們以中原貴冑澄清客傜之辨時，無異參與了當時中國民族學對非漢族群的一場大規模踐踏運動。但也正是這樣的「民族工程學」，使羅式客家論述成為以刻板印象自我捆綁的論述。而且和整個「中華民族工程學」共同捆綁了中國各族群，成為中國內部剝削或內部殖民的共犯。早期台灣的客家論述繼承了羅香林的工作，將台灣客家歸屬到具有光榮印記的中國客家主體內，透過這個程序在中華國╱族內安立了台灣客家族群。對於易為多數族群賦與負面標簽或刻板印象的少數族群而言，這是具有高度誘因的認同方向。但不能忽略的是，羅香林客家學與「中華民族工程學」構成完整的包裹，在接受光榮印記同時，台灣客家完成了納入中華國╱族的整編。

    在台灣新的國╱族運動開拔的情境下，「反叛」成為一種新的價值，這就帶來對羅式客家論述莫大的挑戰。尤其羅式客家論述與舊國族主義的結合是結構性的，台灣客家運動在重構新的客家論述時，面臨的問題實在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整體改造。但從前節所述來看，運動論述者有否此一認識，值得懷疑。在本土共同歷史經驗下的台灣族群關係，原有其潛在的整合動力，但因為各族群在社會及國家中位置的不同，導至對歷史詮釋的差異，在族群互動上也有不同的利益動機和權力位置。歷史上的義民事件及連橫以來的義民諍辯，就顯示了不對稱的族群關係。義民崇拜透露了少數族群的被迫害情結，而八七年以來強調客家話流失、族群特質消亡危機的客家運動，則先後以國語政策壓制及福老語優勢為反抗對象，在這樣的異質經驗上，雖然共同面對外來統治的問題仍居重要位置，但已足以帶來客、福間對國╱族想象的差異。近兩年多來寶島客家廣播電台的開播，參與式、開放式的言論空間，讓更多未經修飾和反射性的言論得以呈現，反福老沙文主義儼然躍居反舊黨國體制之上，成為運動現階段最重要的議題。顯然這已非「新的客家人」論述所能滿足的情境。

「新的客家人」論述企圖擺脫為多數族群賦與的「保守」標簽，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被統治地位上追求自由主體的氣慨，但仍欠缺族群關係的思考，不但未及於積極解構多數族群建構的歷史神話，反而在接受這個神話的前提之下展開運動。更重要的是，這個論述的提出，和多數族群主導的反對運動論述形成的社會壓力有關，客家族群企圖藉由反對運動參與的新標簽，化除負面的舊形像，這樣的論述起點恰好反映了少數族群在論述上的弱勢位置。當反對運動主流論述愈來愈清楚走向新國╱族邊界的劃定時，不但對客家原有的族群自我想像構成嚴重挑戰，也代表著新族群關係圖象建立的必要，民進黨的黨綱即提出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而「四大族群」的論述也幾已成為台灣最流行的族群關係論述。但在實質的生活文化上，反對運動中的多數族群還並未能為客家族群充分信任（楊長鎮，1994）。如客語╱台語╱福老話之辨，及客家人╱ 台灣人╱福老人之辨，即為新國╱族運動下台灣客家族群對族群關係焦慮的典型議題。

我們發現，「新的客家人」論述，內在地是為多數族群主導的新國╱族運動所間接策動的問題提法，本身即為一種不對等族群關係的反映。因為對新國╱族界定的欠缺主動性及主體性，這個論述乃成為某種被策動的「民族工程學」（這個結果與提出者的動機不必有關）。它在台灣新國╱族運動中的位置乃與羅式客家學在中國民族學中的位置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不同之處在於，「新的客家人」論述在動機上無意、在現實上也不可能建立客家人核心或霸權的地位，但也正因為如此，使羅式客家學領導的族群自我想像未受到批判而仍能持續相當影響力。如果台灣客家運動無法提出新族群關係下有主體性思考的國╱族論述，大概也就很難避免族群整體性在新舊國╱族主體下被撕裂的命運。  

1987年以來的客家運動即不乏「客家人也是台灣人」、「客家話也是台灣話」的呼聲，顯示台灣客家族群自我重構的努力與台灣國╱族重構運動有分不開的關係。初步地來看，這類呼聲這也刺激了國╱族重構論述提出諸如「四大族群」之類訴求。不過，實質族群互動上的落差，卻也使這類訴求的意義擺盪在「統一戰線」和「多元主義」之間。甚至，一元論式的「族群融合」也較互為主體的「族群和諧」成為更常見的族群關係論述！從而上述「也是」之說就充滿了「主體重建」或「附庸歸屬」的歧義性格了！客家運動固有可能反饋台灣新國╱族運動以多元文化主義；但也有可能以舊正統的幽靈反彈新正統。二者之間正是「新」的台灣客家人面對的課題。

倒轉過來看，多數族群畢竟更有可能掌握足夠資源去決定國╱族形態及其邊界，如果主流反對運動力量仍停留在將族群政策視為建國的週邊設施，而未能超越工具性態度，認識其間本質性的關聯，則如客家這種少數族群，在尊嚴或生存危機下，不無可能拒絕新國╱族邊界帶來的族群定位的不確定感，而走向羅香林式的復辟。

伍、結語

本文從以羅香林為代表的中國客家論述及1987年以來客家運動中的台灣客家論述，及其間的承轉改變，嘗試指出客家作為少數族群，再三面臨著主流（指優勢或多數）族群所決定的處境，其策略則由本質主義的正統思考轉進到歧義性的參與式思考。並從這種處境變遷╱族群論述變遷過程，指出少數族群必須被迫在主流族群主導的國╱族邊界改變行動中，同時界定自我族群在新國╱族中的位置，及其與主流族群的相對位置。

本文首先發掘羅香林客家學從反污名出發，走向本質主義一元論的道路，並成為當時代「中華民族工程學」的一環，也指出了「源流考」方法以及以譜牒為中心的研究，本身即為意識形態的產物，決定了其必然被整編到中國民族學所建構的中華民族體系，終而使族群主體消失在國╱族霸權內。

其次，本文也檢討了在台灣的羅香林式客家論述乃是作為中華民族主義在台灣的鞏固工程，隨著將台灣客家劃進到普遍的客家族群內，也就把台灣客家建構為中華民國╱族的一部份，而這個建構的在地意義則為消解了作為少數族群在台灣的汙名和弱勢感。而隨著主流族群在國╱族邊界重劃的行動，客家也因其少數而隨帶被牽動，這個牽動雖有共同歷史經驗為基礎，但從客家運動提出的「客家隱形人----新的客家人」論述，可以發現如同羅氏客家學的類比性，亦即是在多數（優勢）者的詮釋支配下被動地建構族群邊界。這個新的族群運動，雖潛在地構成了對舊國╱族及舊客家學論述的「認識論斷裂」，但在族群主體性及對新國╱族劃定的介入能力上，仍是有疑問的。

最後本文回到族群與國╱族關係的立場，分析中國客家論述及台灣客家論述，認為二者都呈現了少數族群在國╱族界變遷過程中，必然被迫地要進行族群自我的重新定位，而且這個定位行動充滿陷入「靠攏主義」的危機。本文主張靠攏主義將陷落到本質主義式一元論的國╱族認同，不但可能喪失族群活力，也可能持續被支配的命運。

進一步，本文也轉移視點至多數族群，認為主流族群的多元視野想像，有待少數族群的刺激和批判，並且，在主流族群挑戰既有優勢的國╱族時，如不能真正採取多元文化主義，而只是策略結盟少數╱弱勢者，不脫邊緣化的工具態度，則無法成功地建立和平多元的新國家，而將重回支配──反支配的負面循環，甚至提供了既有優勢者繼續維持優勢的支配空間。

【注釋】 

13 自羅香林以來，客家人的客家研究多半呈現出體例、內容和問題意識的高度一致性或類似性。甚至如果往前溯及一八○八年的徐旭曾，幾乎近兩百年間，客家論述都停留在「源流考」的籠罩下，也許我們只能說，這是一條本質主義式或一元論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