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地主婆已經有意思要我和"洪新瓠"成親了。鄰居們尤其義妹們知道這個消息都為我著急。他們除了覺得洪新瓠不配做我的丈夫之外，主要擔心如此一來我將繼續受地主婆的虐待。自從目睹四叔自殺，我時常想著，當一個人被糟蹋得走投無路時，唯一的辦法就是自殺！﹝謝雪紅臥軌自殺未果。﹞自殺未遂後，我深深感到世上有那麼多愛我的人，為救我一命而動員起來。我的腦筋也開始動起來了，不能辜負她們對我的一片愛心。就在這個期間，我想脫離洪家的決心以逐漸堅定，同情我處境和了解我心情的人也逐漸多起來了。到了那年冬天，我開始採取行動，把自己的一些東西分別寄放在周先生和義妹家，他們都支持我逃走。1918年12月10日左右的一個晚上，約九點中時，幾個義妹陪我到台中火車站，把包袱等東西交給我。我就乘由台中北開來的最後一班南下火車，離開台中回彰化整整五年間，當童養媳所受的折磨基本上結束了，但誰會預料到舊社會對我新的折磨和迫害正等著待著我呢。

1919年元月初，大嫂帶著我到台中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旅社見"張樹敏"，在旅社住宿了不到十天，張樹敏帶我去乘坐火車，說是要到新竹作生意，但火車卻一直開到基隆，都已經看到了港口和輪船，張樹敏才告訴我，他要去日本找一個朋友，計畫在那裡做生意，就這樣我坐上開往日本神戶的定期客船。兩三日後輪船抵達日本神戶，登陸後張帶我去找一個在神戶經營帽子的林姓台灣商人。抵達神戶沒有幾天後，張就說他要回台灣向他母親要錢，來神戶開一家製帽廠於是把我留在林家，一個人回台灣去了。我在神戶兩三個月間，第一次接觸到日本革命運動，因為當時正是日本「米騷動」發生後不久，神戶又是米騷動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米騷動」於1918年，日本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的大暴動。米騷動從搶米發展到政治鬥爭，約有一千萬人參加，鬥爭浪潮衝擊了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這次革命暴動不僅沉重衝擊了日本反動統治。它在日本革命運動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

張樹敏回台灣後兩個星期才轉回神戶來，帶了一筆資金在神戶做起帽子商人。同年四月在青島經營帽子的另一位林姓商人來到神戶，對張樹敏說你做加工製帽材料只能賺幾個零錢，沒什麼前途，不如去青島做批發商。於是張樹敏 聽信這位林姓商人的話，於1919年四月間，收拾在神戶的小工廠，帶我到青島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國」。它給我印象很深刻，對我思想上的展開起了相當的作用。就在這時全國各地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展開了。學生們到處宣揚"愛國主義和革命思想"。這些學生還給我們介紹了一些俄國"十月革命"的情形，他們給我們看一些俄國革命照片和圖繪。他們說，俄國的工人ˋ農民和士兵起來打倒俄國皇帝，如今，俄國的工人ˋ農民不再受壓迫和剥削......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夢中醒來一般，對革命開始抱著無限嚮往，看了革命戰士們的鮮血灑在滿地的雪上，我知道這就是革命！「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

在青島住了一整個夏天，接觸到祖國正在開展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給我留下了一些喚醒我民族精神的印象。當時俄國沙皇的貴族、軍官、資本家大批流竄到東北天津、青島等地﹝即所謂的白俄﹞進行陰謀活動。"張樹敏"第二次回去台灣到了七、八月間再來青島，因為他母親不肯再給錢了。沒有辦法，只得帶我搭船由青島到日本下關，再換乘由神戶開往台灣的船回家了。不久，張樹敏說要去報戶口在登記戶籍時，才發現我是被作為"妾"的。至此才了解這是個多大的騙局，但這有甚麼辦法，那時的社會是有錢人的天下，什麼法律、道德、義理等都是用來保護有錢人的，窮人唯有受壓迫、欺負、侮辱的份而已！在青島時我聽過革命運動的學生們談到，反對封建制度的道理和主張他們喊著反對「人身買賣」的口號。對這個我是完全支持的，因為我本身就受盡人身買賣的蹂躪、摧殘的痛苦，我只是萬惡舊社會的一個犧牲品而已。

從張家出來後，為了謀得自己獨立生活出路，就集中精神在「勝家縫紉機公司」學習裁縫。1921年11月間，我開始被僱用至1923年時我的工資四ˋ五十元，這個時後我心中理想是希望能做一個歐式的"職業婦女"在經濟上能夠獨立，才免受男人束縛，自由自在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我未曾進過學校，只跟日本人學習幾個日本文字。﹝不會寫字是我一輩子最大的痛苦之一吧！﹞1922年間，「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關係人者"蔡惠如"和"林幼春"被判要入獄，有一天他們到達台中，當時文化協會組織到火車站去歡迎他們，我聽到此事，騎自行車趕到，從人群中衝進去和蔡惠如握手，對他說：「你們為台灣三百萬同胞太辛苦了，敬佩得很」當時我的心情是很激動的，感到能和這種為台灣人民做事的人物握手是光榮的。之後，日本警察就時常來我的「嫩葉屋」裁縫店﹝當年在台中騎自行車的婦女只有我﹞裁縫店因經濟困難，這時候"張樹敏"來找我他說現在有錢可以供應我到上海或其他地方念書。抵達上海張樹敏一點兒也沒表示讓我唸書的意思，他自己也沒計劃，整天打麻將在開往上海的船隻上認識了林木順ˋ李友邦ˋ鄭泰聰三人，到上海後林木順等因不懂中國語所以就到一個「商務印書館」學習國語注音符號。當時，我和林木順等的思想都很單純，只為主張愛國ˋ崇拜孫中山ˋ擁護辛亥革命。到上海之後又親眼看到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的種種事實，激發了我們的民族義憤，為此逐漸轉變為革命而學習思想了。當時參加聚會者只有我是女的，那時還沒有台灣女青年到上海唸書，也沒有台灣婦女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因此，這次聚會大家推我上台講話，他們以為我是"有學問"的人，誰曉得當時基本上我還是文盲。我被迫上台演講，我說：「台灣老家好不容易匯錢來，大家就該好好念書，將來可替臺灣人多做一些事，台灣婦女也應該出來做事，參加社會活動，要臺灣人得到幸福，台灣婦女也要參加，好比大石頭也要小石墊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眾人集會上 

的「演說」.....

只有脫離"張樹敏"才有學習機會，我記起了林資彬大舅住在杭州，我可以去投靠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林等談起，他們都贊成我去試試看，並幫助我做一些準備。七月間，我離開了上海。抵達杭州知道張XX夫妻已經離開杭州，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幸虧此棟房子張振興知道張XX人在紹興，我又轉往紹興。找著了張X但他卻私底下寫信告訴張樹敏，他就跑到紹興把我接回去上海。戰爭局勢更加緊張，在船上我看到很多逃難的人。回到上海的時候，戰爭氣氛已很濃厚了。因為我們沒有護照不能直接回台灣，只能從汕頭再轉廈門，啟航沒多久突然鍋爐破裂，有沉船的危險，船上的乘客都大聲哭叫，這時我沒有半點怕死的心理，心想能藉此結束一生的痛苦多麼好。不久由汕頭派來一條小汽艇把我們的船拖回汕頭，乘換一艘三千多噸的大輪船開往廈門。從廈門再買開往基隆的船票，到了基隆又轉往台中。這次回到台灣是1923年。從這時起至1925年我就在勝家縫紉公司販賣縫紉機。

回到台灣後，我就決意拼命工作，儲蓄一點錢打算再到祖國求學。1925年3月12日孫文在北京逝世消息傳來，我抱著其悲痛的心情對鄭木金說，趁這個機會我們走吧。1925年四月我和鄭木金姨甥兩人一起離開台灣。這次來上海，為了蒙蔽日帝特務的注意和張樹敏的追蹤，所以到了杭州我即化名「謝飛英」。以前，我到祖國的目的是為了求學，此時因孫中山先生逝世，全國興起逢勃的反帝愛國運動，使我原先為求學的心思逐漸消失了。我參加了幾次孫中山先生的追悼大會，每次都有幾萬人參加。這個時候我們台灣青年有打算要向大會獻弔聯，以前都不敢以「台灣人」的名義出現。而是用福建人的名義，這回我強調一定得以用臺灣人的名義出現。

在杭州這段時期很短，又因我沒有什麼革命的工作經驗，尚且文化水平很低，不能負擔重大的責任。但此時我像一隻剛從籠裡飛出來的鳥，能在空中自由地飛翔，獲得機會傾吐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等舊社會壓迫、剝削的痛苦，因此我毫無顧忌地盡情地喊叫，衝啊！覺得無比痛快。五卅運動後，我又參加幾次示威遊行，當時我也被命為領隊之一，到敵人機關所在地或群眾多的地方，領著隊伍喊口號。一回，我看到幾個日帝的領事館人員傲慢地俯視遊行，我按捺不住衝進該領事館，把裡面的桌椅家具砸得稀爛。第二天報紙報導這則消息，當天報紙有無刊登"謝飛紅"的名字就記不清楚了。1925年六月間，由安存真、宜中宣兩個人介紹我、林木順、陳其昌等幾個台灣青年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七月間，我、林木順、陳其昌三人由杭州被調往上海參加"救援會"工作。當時，杭州國民黨省黨部許多工作人員也都被調來上海救援會的名稱為「赤色救援會」即MO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