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李旦與顏思齊

〈二）十六世紀的海盜與海商

〈三）九龍江（Chincheo）流域的福佬海商

〈四）當荷蘭人遇上福佬人

〈五）明、荷澎湖交涉中的重要福佬商人

〈六）福佬海商逐利到臺灣與三邑幫的興起

〈七）福佬海商勢力獨擅的時期已不再

〈八）結論

〈三）九龍江（Chincheo）流域的福佬海商

◎本篇伴著地圖來讀  對漳、泉人分佈情形  會比較輕鬆了解

         造成以漳州，以及後來包括同安為主的海商之所以興起，乃是到了十六世紀之初，【1】廣洲港在一五二二年以後因明、葡之間的衝突，海禁十分嚴格，外商不得入港交易；同時【2】泉州港則因為晉江的堆積，港口轉南，以月港與廈門為主，因此，中外商船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紮，廣東方面之市井蕭然。就在同時，固然晉江稍南的安海港的走私貿易也活躍起來，但此時前後的漳州月港已更突破禁令，成為民間海上貿易走私中心。

十六世紀二○年代初，葡萄牙人進入中國廣東海域後，廣東商人為交易對象自不在話下。然而當明、葡衝突之前後，大多數的葡萄牙人就前往Chincheo（即前述的漳州府海面地方），或接受福佬商人的獻策，同行前往寧波。當時，在明朝這邊的資料提到：嘉靖二十六（一五四七）年，「有佛朗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

走筆至此，我想重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歷史老問題。如上所述，葡萄牙人北上停泊的區域，就在漳州河，即九龍江河口一帶及附近的島嶼，如按照當地的漳州腔或泉州同安腔來標記，應為「Chiang-chiu」或「Chiong-chiu」。為何葡萄牙人會記音成「Chincheo」？這種記音導致後來有一段時間讓研究者混淆不清，只好採取折衷態度，認為此字泛指漳州與泉州或指福建省，甚至以為它是專指泉州。其實，如果依我所主張的從仔細區分籍貫、方言角度來看，這個老問題是可以再這樣解釋的：即葡萄牙人當時是到九龍江而不包括晉江河口一帶停泊，而前來與他們貿易的漢商，「漳、泉賈人」中的「泉」籍，也包括晉江與安海一帶的泉商。這一地帶的人，往往把「漳州」唸成「Cheng-chiu；Ching-chiu」，於是葡萄牙人就記成Chincheo了。

但我們也不要忘記，葡萄牙人在漳州府海面所遇到的福佬商人，照道理說應該是以緊鄰的漳州籍人士為主。事實上，葡萄牙文獻關於漳州的記音，就目前所知，最先出現的是「Camcheo」，這就表明了葡萄牙人首先遇到的是漳州人。至於荷蘭的文獻，最初也記成Chincheo，若我們考慮到荷蘭人一開始是利用曾在葡萄牙工作的J. van Linschoten之航海資料來認識中國，自無疑義。但無論如何，一六○四年韋麻郎的航海誌中，標記他所到達的地方為Sancheo；一六二二年Bontekoe到漳州時，其記錄是Sammitju，這兩者的發音都接近漳州腔的「Chiang-chiu」。而且，自一六三○年之後，荷蘭文獻中對於中國沿海地名的標音與位置更為精確，漳州標記為Chancheu、Sancheo等，泉州為Chunchieu、Choncheeu等，而九龍江（漳州河）河口一帶，往往標記成Chincheo。

我之所以插進上面一段老問題新解釋，不外在於利用西文文獻，來重新證明葡萄牙人，以及後來的荷蘭人來到中國海域之後，首先接觸重要的福佬商人，且日後影響其對中國政策的，是漳州九龍江下游流域方面的人士。我這樣證明與強調，並非毫無意義。雖然同是福佬人，仍有漳、泉之別。就是泉州人本身，也有安溪、同安、三邑（晉江、南安、惠安）之分。在明代，同安、廈門（中左）雖然被編入泉州府，但他們無論從方言、風俗習慣都與泉州府中心的三邑有所分別，反而比較接近漳州海澄，歷史上同安應原屬漳州。在漳州九龍江口一帶，「中左所（即廈門）為同安、海澄門戶」，由此可見有一個漳州口岸與腹地的交易圈，以廈門為中心，泉州的同安與漳州龍溪海澄在同一圈內，稍北的晉江流域之三邑則屬於另一個圈圈，雙方有競和的緊張關係。有了這個前提認識，我們不只可以解釋前述的泉州同安與漳州海盜結合的現象，也可以解釋底下即將敘述的，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初期，在月港（即海澄）成為私商貿易中心的時期，東西洋航路上的港口都市，大抵以此九龍江口流域出身的福佬商為主。進一步也可以看到，在荷蘭人東來後，以鄭芝龍為首的三邑幫因緣際會而興起。

一六二四年之前，顯然漳泉的商人比較願意到馬尼拉，因為地近，風險小利益大。雖然在今天，菲律賓的華僑以泉州晉江縣出身佔大多數，但在十六、七世紀，據《海澄縣志》所載，呂宋一地以海澄人佔絕大多數。明人高克正在〈折呂宋採金議〉謂：「澄民習夷，什家而七」。至於菲律賓以外的東南亞，據研究指出，當時有不少漳州人的船隻運貨到萬丹、今雅加達等地交易；領導者以漳州、廈門等地人士為主。同時代的官方文獻也透露出這樣的信息，

例如，約一五四八年，（1）巡撫朱紈〈奏請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有云：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負山忱.海。民居數萬家，方物之珍，家子.戶寺.，而東連日本，西連星.球，南通佛郎；彭亨諸國。其民無不曳繡躡珠者，概閩南一大都會也。其俗強狼而野，故居則尚鬥，出則喜劫，如佛郎機、日本諸夷。阮其寶（sic !）、李大用諸賊首，茍可以利用，則窩於其家而縱之，妻子不恥焉，此何等俗也......。

一五九二年左右，福建（2）巡撫許孚遠〈請疏通海禁〉，亦提到：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使鳥船，稱往福寧載鐵；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

如果再參照（3）明人張燮《東西洋考》的記載，均在在證明了東西兩洋航路上漳州籍福佬人佔優勢的事實。而且，上引的第二段資料中，指出到了十六世紀末，那些走私的「奸徒」，是「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出身，顯然晉江流域一帶的海商勢力，尚不足引起官方的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