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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0 11:14:50瀏覽536｜回應0｜推薦3 | |
◎我終於如願以償地見到阿輝伯了，真不敢相信；沒有想到他會給我這一介書生這麼難得的單獨會面機會，使我受寵若驚，終生難忘。幾年來，我一直希望能透過介紹拜訪，但是，皆因必須經過種種步驟與困難而未能如願。前次他來美，經洛城，我還拜託人送呈一特意裝框好戒急用忍的漫話，未得任何回音，也曾寄書本專送總統府，亦音訊全無。今年（2005）四月中旬，返台參加畢業台大醫學院畢業四十週年同學會之後，經由同窗好友引介得有一難得的機會參見他。當天下午趕抵淡水，搭乘電梯到達頂樓，因為約定時間剛好，走入寬敞簡樸的會客室時，他老人家巳經在那邊等候。為了台灣，他無私奉獻而投進心力的努力與奮鬥。不管別人怎樣認為，他可以說是我心目中，對台灣民主自由化貢獻最鉅，也是台灣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作者 南鄉泰／海外台灣人筆會會長） 他說，台灣四百多年來，是一部移民與殖民交錯的歷史。早期移民也有曾經存在與現在不同性質的族群矛盾；諸如原漢對立，漳泉械鬥，閩客紛爭。後來這種移民身份區分，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出現而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來者的統治與既在者被統治關係。不幸的是兩蔣時期，政府極權統治作風幾等於日據時代殖民政策的延伸；仍把既在的台灣人民當成被殖民者，造成大陸遷台的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台灣人民之間的族群隔閡，其結果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外來統治政權雖不同，但非主體化的殖民作法則一。因而讓許多既在者，深深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同時在威權恐佈統治之下，許多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這是一段無法否認歷史的見証。 二二八之後，省籍情結和族群問題以新的形式，長期困擾台灣社會的融洽與整合。一方面外來政權的跟隨者獨享統治的特權與利益，而被統治者則在恐怖戒嚴的政策之下，只能逆來順受，茍且偷生。這時雖然有嚴重的族群分裂及隔閡的存在事實，但在威權統治之下，卻不浮上表面。長期被壓制的不公與不自由，造成被統治的原居民心中不滿與反抗，也醞釀著矛盾對立的族群情結。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兩蔣時代告終之後，他大力推展民主政治改革，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條款、國大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接選舉；舊時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族群隔閡，在民主演進中逐漸改變而似有些日益冰釋的跡象。但是，一些舊時統治階級卻因深箇封建的法統思想及逐漸喪失特權與既得之利益，而有無法適應或拒絕接受的負面反彈。 身為國家總統，他深知台灣必須團結，國家前途才有希望。他因為預感並憂慮到民主社會多元化，重新洗牌的結果，可能發生族群對立與分裂的衝突表面化，於是，為了緩解省籍情結以及適應未來，乃於1992年底正式提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繼之又於1995年提出具有社會公民意識的社區共同體的概念；希望經由社會改革與心理改革，打破封建思想與舊社會體制，呼籲來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區的人，要凝聚一個堅強的居民共識。事實上，他可以說是最早關切此一問題而希望促進族群融合的第一人。然而，由於政治利益考量以及大中華主義情結作祟，每逢選舉或政局變動，族群情結便被有心政客媒體煽起利用，動員族群對立，導致以族群劃分的人造區塊，惡化到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對壘，針鋒相對，對於台灣政局穩定，造成極大傷害。1998年市長選舉時，為了消弭族群分裂的危機，他再度特意揭櫫新台灣人的使命以凝聚共識，不幸卻又被政客扭曲利用，媒體庸俗污蔑化。2000年之後，族群問題因政權轉換而加劇，加上中國存在的因素，新台灣人主義也逐漸淡化，後來終至銷聲匿跡。不過，他認為不管怎樣，歷史的傷痕終須療癒，他說，我們不需要把歷史悲劇的責任，過度地擴大到所有外省人身上，而希望大家應該以相互的愛心與寬容走出陰影。他說，本省人要能體諒外省人被驅離中國的生存焦慮，外省人要能體諒本省人在歷史中形成的主體意識，彼此能夠從此化除疑忌，讓二二八不再是悲情的哭牆，而是鏡子，也是警鐘，時時提醒跨越悲情，為了台灣的未來，攜手同心，彼此疼惜，徹底融合。 他認為，在台灣，族群問題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徹底解決。我們必須建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充實主權在民的實質內涵，深化民主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投票行為及選舉運動而已。進而以公民意識與社區意識，打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取代劃地自限，消極保守的族群情結，集合自由意志的個人，以民主方式團結台灣。台灣不僅要成為民主共和國，更要成為民主人共和國，徹底實現主權在民的理念。他提醒大家注意到，歷史上，台灣在1684年到1895年的二百餘年期間，曾經與中國同為「清」國的一部分（清國於1644年併吞中國，1684年併吞台灣），馬關條約之後早已分道揚鑣。1951年簽署舊金山和約，台灣主權未定，台灣從未屬中國。所以，有人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虛構的。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國，是無庸置疑的。而事實上，對岸的中國人也把所有來自台灣人民全部視為「台胞」。所以，他認為所有台灣居民，大家共同生活在台灣這麼多年，台灣才是大家感情的歸宿，認同台灣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應該的。 對所有居住在台灣的台灣人民而言，台灣早已從他鄉變成為故鄉了。他呼籲大家，不分來台先後，都應毫不遲疑地認同這塊土地，揚棄被宰制一個世代的漂流意識，並且把台灣意識逐步化為實體，當家作主，自由決定我們自已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我們自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經營台灣，開創新局。他認為，對於台灣不同階段的歷史過程，包括不愉快的殖民經驗，都是構成台灣之所以為今日台灣的要素及推動力。對之，既要有批判，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不應也不必予以全盤否定。他還提醒大家面對台灣的未來，不能單以主觀抽象模式進行思考，而必須遵守客觀理性的規律。他認為，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是歷史演進的特殊場所，也是我們自歷史承擔的不可逃避的生存空間與過程。不過，時代的任務已經完成，最近民意測驗顯示、越來越多的人自認是台灣人，這種認同不以族群省籍為區分，而是基於與人們息息相關的共同生活場所-台灣這個地方。這是大家應當認知接受的。 他認為，我們是一個確確實實有別於中國，禍福安危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因此，台灣不必談論與中國進行所謂統一（作者註：他在《武士道》書中曾提及：我個人至今其實都沒有說過絕對反對統一之類的話），而應該依據主權在民，民主自決的原則，將認同台灣的意志轉化為正名，制憲的動力，勇敢開創台灣的新時代，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正常國家。還有，他認為，台灣已經通過民主改革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理由，還要走回民族國家的建國道路。他說，「民主的寧靜革命」也証實比「脫殖民化的台灣民族運動」論述更為有效，台灣的共同體意職，必須是「民主的」而不是「民族的」。因為以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抗衡，力量懸殊；但是，以民主台灣與封建中國對抗，就完全不一樣了。台灣今天應當像美國一樣，（作者註：只有美國人而沒有美國民族），不需要再去建構台灣民族，我們是在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社會中自由結合的狀態，在民主制度之下，公民是基於對民主理念的服膺而選擇共同生活於此地的，而非以地緣、血緣等非民主因素隨機或勉強湊合的。 最後，他認為，現在是發揮不認輸、不怕苦的台灣精神，建構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了。他說的「新時代台灣人」是現今所有實際生活於台灣的人。這群居民，大家對生活目標擁有主觀理性需求，追求自由的意志，從事心靈改革，更新意識思想，經過融合凝聚而逐漸形成認同並具有台灣意識的主體覺醒。所謂台灣意識，是建立在台灣人民歷史生活經驗與精神互動的結合，然後加上民主的公民意識、社會意識，結晶成為以台灣為主體出發的思維方式，並認知以台灣生命共同體為優先考量的精神。他期望由此可以激發國民內心的覺醒，產生對台灣這一土地的愛心與責任感，凝聚為共同福祉奮鬥的信心與意志。 他反對刻板地以來台先後作為判別台灣人的標準，而以認同這塊土地，維護台灣優先，認同民主價值，來定義「新時代台灣人」。「新時代台灣人」不用依人口比例作主從之分別，也不以人口佔多數的族群為主建構台灣民族，而是一視同仁，平等看待所有成員的公民身分。「新時代台灣人」以人為起點，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奮鬥意志，以台灣為中心，自我肯定開創新文化，進行教育改革、社會改造、行政革新、文化提升，以期健全社會架構，重建社會倫理，建立慈悲的資本主義，以公平正義，深入社會底層，重視弱勢族群，重現民主、自主、多元、開放，充滿人文關懷的和諧社會。使人人享有國家主人的地位，讓所有公民都具備起碼的生活安全和人性尊嚴，大家同心建造完全屬於自己的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和美麗的自由家園。 他的結論是，經過四百多年，台灣意識不應再是移民社會無助的寄託，而是具體生活經驗激發的家園意識、社會意識、國家意識；像南非一樣，我們想自已當家做主，是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應該的。今天在台灣，不論先來後到，大家都是承擔這些歷史遺緒的「新時代台灣人」，大家都是移民，佔有同樣重要的位置。我們要有當家作主的責任感，迎接台灣未來多族群，同命運的時代，共同建立有尊嚴，有文明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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