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麼好吃、好住的寶地，自然具有強大的物質磁吸力、向心力；已經住在這裡的人自然不想走，不但不想走，而且還要盡量地把這塊寶地建設得更美、更好。沒有能住進來的，例如周邊相同的華夏部族和其他部族，如一般通稱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很自然地要搶占，據為己有。於是就會想盡辦法搶奪，文的也好，武的也好，只要能夠到手就行。這就促成了長達數千年的以河洛為中心的頻繁互動，從而啟動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進程，也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生命力，增強了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能量。

文的和平融合方式有經貿、通婚、朝貢、聯盟等，這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民間交流來往。這種方式是潛移默化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可以見到融合的成效。至於武的戰爭方式，就是歷史上一般習稱的「逐鹿中原」的政權或朝代更替的方式，這時已經初具雛形。歷史顯示，在上古時期的河洛地區或中原地區，戰爭頻繁（24），因為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尚未開化的半野蠻時代，這是當時逐鹿中原唯一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英雄必然是戰爭的勝利者。就拿遠古活躍於華北大平原和黃土高原的三大部族集團，即華夏族的軒轅皇帝和神農炎帝同非華夏族的蚩尤族三者之間的經典戰爭來看吧。大體上說（由於各家各說，莫衷一是），偏處西北黃河中上游的黃帝族，屬紅山文化，是個相對落後的游牧狩獵部族，這可以從黃帝被稱作有熊氏中的「熊」字得到證明。而活動於黃河中下游的炎帝部族也是華夏族，屬仰韶文化，是個農業部族，相對先進。活動於南方和部分山東的的蚩尤族，屬大汶口文化，也是農業部族，也較黃帝族先進。為了逐鹿中原，爭奪河洛這塊寶地和中原共主的地位，他們之間不斷發生衝突，最後打了三次大戰，也就是決戰。

第一次是屬於炎帝族的共工氏同非華夏族的蚩尤族交戰於鉅鹿，結果共工氏戰敗。（25）緊接著共工氏殘部向黃帝求救，炎、黃兩個華夏族組成了統一戰線，在涿鹿打敗蚩尤，並且把他殺了，這是第二次大戰。第三次是華夏族爭奪領導權的內戰，黃帝族和炎帝族決戰於阪泉，這場戰爭是牧人和農民之爭，炎帝族戰敗；游牧民族打敗了農業民族。（26）這三場戰爭是一般高中生都知道的，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講呢？因為它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是【1】它們是國史上頻繁發生的逐鹿中原戰爭的原型；也就是說，為今後國史上改朝換代的戰爭和民族的大融合樹立了典範和規範，也確立了一種激烈形式的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規律。其次是我們現代人的觀念，總以為文明高的一定征服或打敗文明低的，但是上述三次經典戰例卻表明，【2】文明高的反而經常是文明低的手下敗將。黃帝族主要是游牧狩獵部族，總體上說文明落後，但卻是這三次逐鹿中原的經典戰爭的最後勝利者。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游牧民族勇武善戰，飄忽機動，並以馴服野獸見長（這時尚無騎兵），例如與蚩尤族的涿鹿之戰開戰後，驅使野獸衝鋒陷陣。（27）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根據黃帝學專家曲辰17年的研究結果得到的結論是，黃帝族竟然在涿鹿決戰中運用了樸素的天文、地理、氣象、軍事等知識，還會利用特殊的地形地物，地方性小氣候的變化規律，誘敵深入；更令人驚訝的是，一個游牧氏族居然製造出當時的高科技指南車。當然可以想像，必然非常簡陋，但也是了不起的軍事技術的發明。

另外，黃帝族還掌握了具有強大戰鬥力的兵車（黃帝號軒轅，軒轅兩個字的左邊都是個車字，必定與車的發明和使用密切相關）。（28）蚩尤族雖然驍勇善戰，並且使用了當時的高科技金屬兵器，刀、矛、戟和弓弩等，也難以抵敵，結果大敗，蚩尤被殺，殘部紛紛向南逃走。考古學家郭大順主張，炎、黃兩族的接觸與對抗，反映仰韶與紅山兩個文化的長期競爭，勝利者黃帝族入主中原的河洛農業地區，改為種植五穀雜糧，從牧民變成農民。也就是說，經濟和文化落後的黃帝族戰勝了經濟和文化先進的炎帝族之後，被炎帝族同化了，然後炎、黃兩族同九黎等部族進一步融合，並逐步向南發展，河洛文化的渦漩運動也隨之向南方輻射，其文化圈隨之不斷擴大。此後，西北和北部落後的非華夏游牧部族，不斷騷擾、侵略、占領中原先進的華夏農業民族，就是遵循這個戰爭規律，華夏族自戰國時期起不斷建造長城以自衛，竟然也無法阻擋游牧民族的頻繁騷擾入侵。第三點是，這三次戰爭的結果顯示，【3】北方的黃帝族征服東方和南方的炎帝族和蚩尤族，初次啟動了國史上西部的部族征服東部和南部的部族戰爭的總趨向。具體而言，就是在東方河洛地區同西方（廣義）周邊地區的游牧文化的衝突和戰爭中，總是後者征服前者，成為中原的統治者，然後又被先進的河洛文化同化而融為華夏族。如此反覆循環，周而復始，從而演變成為華夏族與周邊民族鬥爭融合和中原朝代興亡更替的歷史循環怪圈。自此以後，直到北宋為止，這成了北方民族鬥爭歷史的規律。這三場戰爭是國史上的大事，是「逐鹿中原」的政治鬥爭的經典戰例，也是當時黃帝族開國和建族的經典戰爭；開國是指建立了有熊國，建族是指黃帝一戰而為華夏族在河洛中原立足奠定了華夏族千秋萬代的基業。炎帝族失敗後，推舉黃帝為天下共主，從此確立了中國政治的正統政治傳統，也即政統。成王敗寇的政治傳統也因這三場戰爭而成為後世政治鬥爭的準則；軍事鬥爭的勝利者被尊崇為有德之君，失敗者則被醜化和扣上失德之君的帽子。所以共工、炎帝、蚩尤，在後世的歷史中往往是個負面的形象，被排斥於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譜之外。（29）但歷史的事實是，共工氏是治水的鼻祖、民族英雄，炎帝是農業的發明人，所以後世才有神農氏的美稱。簡言之，以上三場戰爭是河洛文化的渦漩運動通過最激烈的戰爭的形式，展現其強大向心力的經典戰例。

大體而言，在西元前3000年至1700年這段漫長的過程中，在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強大向心力的吸引之下，各部族最終在中原地區形成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體的融合核心。所以，夏商之際，散居豫、陝、晉西、冀南的廣闊華北大平原的周邊部族，在河洛文化渦漩運動強大的向心力作用下，主要通過戰爭的強制方式，基本上完成了融入華夏族的過程，奠定了夏王朝成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基礎。（30）

五、渦漩運動的離心力：天災人禍

以上說的是河洛文化物質方面的向心力。再說物質方面的離心力。離心力有兩種，一種是正面的，就是河洛自己的文化和工藝商品主動或被動地向外傳播。還有一種是負面的、消極的離心力。這是人禍造成的，就是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明顯分化，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最常見的是出了暴虐的統治者，這是內憂；加上四周少數民族垂涎中原華夏之富庶，文明之發達，於是腹心地帶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頻仍，兵連禍結，民不聊生，這是外患。內憂外患都是人禍，造成中原和河洛地區殘破，從而使渦漩運動的凝聚力、向心力大為萎縮，離心力反之大為增強；用歷史的語言來說，就是內憂外患使河洛人民活不下去，不得不離開曾經是富庶美麗的家園，流落四方。簡言之，如果原來的河洛先民一旦喪失蓬勃的朝氣和創造力，自身腐敗，就會走向衰敗沒落，然後周邊的部族或民族就會乘機侵入，取而代之，成為河洛地帶新的統治者。所以河洛地帶的居民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在渦漩運動的運作下，新舊不斷取代，於是華夏民族同周邊部族或民族不斷衝突融合，擴大繁衍。所以渦漩說，不僅表明河洛地帶的高度文明可以輻射出去，輸出先進的文明、科技工藝和文化思想；而且也表明，河洛的居民也會被歷史的渦漩偉力揚棄、淘汰而驅離出去，成為移民流民。歷史上大規模的移民一共有四次，都是發生在國家長期分裂、戰禍連年、民不聊生的大動亂時期。例如今天閩南和台灣的客家族的祖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輾轉流落到南方的河洛移民。（31）這樣看來，河洛的華夏族觀念不再應該是血緣意義的了，而應該是文化意義的了。滿洲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駁斥夷夏之分說，「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所謂聖德就是文化的，而非血緣的。中原原來的華夏族不斷流落他鄉了，反客為主的非華夏族不斷湧入進占後融合於河洛文化而被同化了，也成了文化意義上的華夏族了；用現在的話說，加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了，成為炎黃子孫的一員了。所以雍正的夷夏融合論，自古至今都是說得通的，是渦漩說的最好注釋。

人禍之外的原因就是天災，例如常見的水災和旱災（地震、瘟疫偶然發生）。造成水患的一個是伊河，其上游山高林密，溫暖多雨，水患之多，洪水之大是夏後氏族生存發展的心腹大患。更大的洪災來自黃河，河洛地居黃河中游，水災、洪患頻仍，從黃帝到唐堯虞舜之際的四百多年裡（黃帝、堯、舜平均每人都130歲以上囉，視為神話即可！），河洛以東的人民經常苦於水患，所以要命共工治水，又命鯀治水，命禹和伯益治水。共工治水時，修堤防水，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立了首功。（32）大禹治水，主要疏導黃河，引水入海，為人民創造了良好的生存環境，所以成了大民族英雄。伯益主要是發明鑿井。鯀、禹和伯益都是在河洛地區成長起來的。所以水患，數千年來成了河洛地區、中原地區先民的惡夢。（33）所以治水鬥爭史不絕書，黃河水患一直要到新中國時才徹底根治吧？因此同洪災密切相關的就是興修水利，水利灌溉一直是河洛文明發展的基礎，重視水利建設一直是發展河洛文明的命脈。自夏建都嵩山腳下的陽城，洛汭地區便成了歷代帝王建都的場所。水多了，造成洪災；水少了造成旱災，有時嚴重到威脅王朝的命運。例如《國語‧周語上》上說，「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見伊洛河成了夏王朝的生命線。可見水在伊洛一帶之重要性。

水，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運輸線。在古代科技不發達的時代，水上運輸是最便捷、最經濟的運輸方式。隨著洛陽成為帝王之都，政治中心，人口隨之增加，再富庶的地方，也無法供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資。由此看來，不論自然條件多麼得天獨厚，物質資源都會有困竭的時候，所以華夏帝國的持續存在和發展必須要有接替地帶；幸好，除了河洛這塊寶地之外，還有關中平原的長安和河洛文化圈的開封可以替代。所以東周、東漢都定都洛陽。於是，秦漢之後，隨著國家的政治重心逐漸由長安移到洛陽，糧食和物資的供應也隨之東遷。定都於長安時，稻米、絲綢、茶葉等物資，都依賴南方，供應可從長江轉道漢水，再北上長安。這是一條西部的運輸線，另一條是東部的運輸線。戰國中期以後，東部平原修通運河，漕運條件大為改善，漕運的條件比西部水運更為便捷和省力。這對河洛的洛汭非常有利，因此漢唐以來，便形成了兩個政治文化中心──長安和洛陽軸心。於此可見，隋唐開鑿運河是經濟的形勢所逼，才不得不另闢財源。具體而言，這顯示，河洛地區和中原加上關中平原的物力逐漸難以為繼，無力承受成為大帝國中心的經濟壓力，不得不向尚待開發的長江以南的稻作地區引進資源了。（34）簡言之，上述河洛文化渦旋運動的向心力和離心力，長期的交互作用形成了複雜的渦旋運動的互動機制和規律；具體而言，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直到清帝國覆滅為止，甚至一直到1949年的國共鬥爭為止，朝代和政權的興衰更替的週期迴圈怪圈，規範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