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埔枋寮褒忠義民廟是台灣首屈一指的義民廟，也是竹塹地區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其創建歷史與竹嗛地區的開發、族群關係、及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既是新竹地區發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見證者，其後更成為客家社群的一股凝聚力量。隨著社會的變遷，義民廟的重要性也如同其不斷擴大的崇祀區域一樣，與日俱增，從竹塹地區的宗教信仰中心，逐漸演變為全台客家人認同的象徵。經由回溯義民廟創建過程的一點一滴，或有助於吾輩掌握台灣客家人的歷史，及社會文化的發展脈絡。

林爽文起事  義民執戈衛鄉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林爽文起事波及全台，當其以王作為首的北路軍部眾攻陷竹塹城後，因「行軍必先行糧」，繼續往北第一個要拿下的就是米糧富庶之地的六張犁（竹北六家）。當時北路軍所到之處燒殺劫掠，聚落規模小者紛紛逃往內山避居，六張犁的林家為千人共居的大戶人家，平時就有團練武裝的自衛能力，當王作軍隊攻入六張犁及下員山仔時，為抵禦林爽文來勢洶洶的軍隊，林家乃由林先坤出面，邀集各庄頭的劉朝珍（林先坤母親的娘家）、陳資雲、錢茂祖、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等，共同組成保衛鄉庄的隊伍，這一批由子弟兵、長工臨時組織起來的義民軍共有一千三百多人，作戰時以黑布圈綁在臂上作為識別。經過慘烈激戰，義民軍不僅成功擊退敵軍，且在壽同春的帶領下，與竹塹城內閩籍人士組成的義軍共同收復竹塹城，之後兩軍並與平埔族義軍並肩南下協助清軍平亂。當義民軍奮勇擊退林爽文的軍隊，打道回鄉時，沿途看到臂上綁黑布的犧牲者即抬上牛車一起運回，並預定安葬在大窩口（今湖口鄉鳳山寺附近）。當車行過鳳山溪來到枋寮義民廟現址時，牛竟離奇地停頓不前，不管如何厲聲斥喝就是不走。由於似有靈犀，一行人決定焚香祭拜並跌筶探問原委，是否犧牲的義民挑選安葬此地?經過三次的勝筶始確定，並請同為義軍首的石壁潭大地理師陳資雲勘察地理風水。陳指出此地乃「雄牛睏地穴」，相傳為清朝贛州地理名師曹天中來台時，於鳳山溪所勘中的台灣三大名穴之一，是一處吉地乃無庸置疑。但探問之下，此地為戴元玖公的田產，而元玖公已歿於廣東原鄉，經與元玖公的三子禮成、才成、拔成協調下，戴家願捐出此塊地，但開出兩個條件，一、迨廟落成，須將戴元玖公的靈位放置於正廳（虎邊的側位）：其次，廟前左右各抽出店地四坎歸戴家所有。此協議立有合約，由廟方經理林先坤、姜安、首事梁元魁、鍾金炵、徐英鵬、賴元麟、林興等會同立字。乾隆六年，戴家抽出的四崁店復由戴家後裔戴阿炎、戴立坤叔姪賣予義民廟，又盡歸於廟產。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林爽文事件全台平定，清高宗乾隆皇帝有感義軍之忠勇衛土精神，特頒御筆親書「褒忠」救旨。林先坤於清廷官員抵達紅毛港（今新豐紅毛港）時，搭建榕樹門樓恭迎敕旨，迎回後，於六張犁莊恭建聖旨樓安置。因此義民廟又名褒忠亭，現存的褒忠牌匾即為按乾隆聖旨墨寶打造。之後，林先坤倡議建廟崇祀，邀請劉朝珍、錢茂祖、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等共襄盛舉，是年冬於墓前奠基動土。迄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0年）冬，褒忠廟竣工落成。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又發生彰化戴潮春（戴萬生）事件，粵籍義民再次出征，由劉維翰、姜殿邦、張元清為首，衝鋒陷陣、保衛鄉土，獻身死義者多達百餘位，復拾忠骸迎葬於烈士墓旁，是為「附塚」。

施田集資  以繼嘗祀

為維持義民廟日常奉祀及祭典開銷，六張犁庄林先坤首先擔任拋磚引玉的角色，地方上士紳、業戶乃捐田租、水租共襄盛舉。據同治四年義民廟契約立簿開宗明義的「褒忠廟記」所載：「其時林先坤隨建創廟宇，爰請戴元玖樂施廟基，王禪師亦經資助，然憑依雖有，嘗祀尚無，嘉慶六年間，林先坤倡施水田於前，座落新社墘東南角，水田貳段，至十九年，則林次聖施水租廿三石，林浩流施水租廿五石，林仁安施水租九十二石，錢子白施水租卅五石，錢茂聯、茂安共施水租廿石，錢甫崙卅五石，亦共施水租以成美事，至嘉慶二十二年，劉朝珍繼施水田於後，座落二十張犁南勢，水田壹甲六分六厘貳絲，施出一半之額，由是集腋成裘，子母多權，祀典日盛，春秋二祭血食豐隆，每歲中元，開費不少，如此榮寵，實賴 皇恩疊鍚者矣，‥」

嘉慶六年（一八0一年），先有林先坤向竹塹社人魯于改承買新社墘東南角的田地，轉施於義民廟。後有嘉慶廿二年（一八一七年），劉朝珍施田於廿張犁。而施水租者，林浩流、林次聖皆為林先坤族系以祖先之名而設之公號或蒸嘗，前者為林家六屋之胡陽樓系出，遷至枋寮煙店，後者為六張犁林家以八世祖次聖公為名義的公號。另外竹塹社錢姓家族亦是義民廟初期重要捐獻人：錢子白為創建義民廟施主、也就是當時竹塹大屯千總錢茂祖的祖父;錢子白對新埔、湖口的開墾迭有貢獻，是竹塹社大業主之一。錢甫崙為子白之姪（子端公的五子），嘉慶二年移居枋寮的活人窩，兩子茂聯、茂安道光年間移居新埔街尾。 光緒十八年，黃雲中、羅際清、戴朝鈞、張榮龍、廖潤泰等人士，出資承買前敷地二段施與義民廟，據明治三十八年秋八月，當時的經理人傅萬福、徐景雲、張裕光所具名立的「義民廟樂施碑記」中記載： 「‥‥光緒十八年壬辰冬，黃雲中、羅際清、戴朝鈞、張榮龍、廖潤泰諸公等，出資承買廟前敷地二段：東至義民亭毗連，西至戴家簷滴水巷，南至戴家出入路，北至車路。又一段，東至園學壆與彭家園毗連，西至陰溝，南至崁眉曲出戴家園滕透陰溝，北至戴家園壆轉曲透北戴家出入路毗連；以上界內施與義民廟為用地。」經年的集資生息，義民廟廟產日豐，廟方更積極參與竹塹地區的開墾事業，如道光年間的金廣福墾隘，義民廟即以褒忠嘗、義民嘗等名義挹注不少資金，又大量購置田地收租，此後義民廟嘗祀逐漸浩大。早年義民廟之田產因誤登，在地政機關地籍上分別有公業義民廟、公業義民嘗、義民廟、公業褒忠嘗、寺廟義民嘗、公業義民爺、寺廟義民爺、公業褒忠亭等八種不同名稱。昭和一年至三年（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當中，義民廟才整理出所有田產，統一名稱向政府地政機關登記。

兵燹浩劫  浴火重生

光緒廿一年（明治廿八年、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義民廟在兵浩劫下，廟宇盡付回祿，受創最重。四年後（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在當時湖口庄輪值的經理徐景雲、傅萬福以及張坤和的倡議下，號召境內十四大庄的信眾、士紳、商賈再度發揮善心，為義民廟的重建捐資獻力。明治三十七年（一九0四年），義民廟終於重建完成。 不料，就在新廟才落成沒幾年，明治四十年（一九0七年），日本政府強制推行皇民化政策，欲將義民爺神位換成日人信奉的「大麻神」神像，派遣一群日籍官員由台北乘坐火車南下，擬前來本廟沒收廟產，因故未遂。 昭和十五年（民國廿九年）日本當局又興起廢廟之議，並擬沒收廟產，經十四大庄推舉當時的經理人傅任、彭錦球、蔡昆松等，向日本當局據理力爭，並遠赴東瀛向日本國會陳情，聲明義民爺乃保家衛土、抵抗外力侵犯的犧牲烈士，不同於一般神祇，日本政府因此重新檢討廢廟之合理性，義民廟終倖免於難，得以保全下來。次年，日本拓務大臣秋田清及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且分別向義民廟致頒「忠魂不朽」、「盡忠報國」的匾額，日本眾議院議員杉溪吉長也獻匾「遺芳萬世」，以示對義民爺的崇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