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運動表面上是因為推動自由經濟而起的爭議，但它深層意義是完成過往民主化的未竟之業。這個意義只有通過比較長遠的民主化歷史與政治經濟分析才能清楚抉發。

對全球與台灣而言，一九八○年代都是一個政經結構變革的關鍵時期。一九八三年美國在戰後第一次從債務國轉為債權國，美國改善雙赤字政策在東亞體現為要求對美出超國降低關稅與匯率上升的經濟自由化壓力。但另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以及之後受難者家屬高票當選則清楚表明，反對運動已經不是威權統治運用國家暴力就能直接壓制。由政治反對運動帶頭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更在勞資、居住正義、環保、社福等社會各層面對威權統治發出強烈的異議之聲，而資本家則開始怒吼投資環境不再「優良」。上下夾擊的壓力縮小了過往威權統治的國家能力，促使國民黨最終選擇與原先體制內的資產階級結盟。行政院在一九八九年設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過去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壟斷性國營事業以自由化為名，開放給親國民黨的資本家們投資，展開私有化的轉換過程。

百大企業集團營收占ＧＮＰ比重從一九八一年的二十八．七七％，上升到一九九八年的五十三．八八％。台灣的寧靜革命雖然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但其代價是威權政治轉型為權貴資本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民主化。

ＥＣＦＡ：兩岸威權國家資本主義的合流

ＥＣＦＡ所促成的兩岸經濟整合就是透過中國進行權貴資本主義的威權復辟。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進口替代重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是依賴對農業剩餘的高度榨取。投資增長率由戰前的五％陡增到戰後的二十％，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這個驚人的成就來自於一方面壓縮對農業部門的投資，另一方面又要求農業產出必須成為工業資本形成的來源。因此中國農民事實上他們是承受獨裁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雙重剝削。其壓榨如此之嚴厲，以至於國家機器必須嚴格執行戶籍制度來阻絕往都市遷移的農村人口。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比較優勢」，就是國家配合跨國資本，以戶籍制度維持階層化的公民身分，使農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視性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工資被看得見的手，制度性地壓低到「廉價」程度，血汗工廠成了中國的「後進發展優勢」。

以專斷威權的國家控制所產生的「廉價勞動力」如今透過自由化的商品貿易與資本流動形成全球性的「中國價格」，對台灣勞工的就業條件與薪資加重了競相沉淪的作用。台灣的失業率在二○○○年之後上升到三．九一％以上，其中非自願性失業率（三十二．一六％）在一九九九年首次超越了自願性失業率（三十．三九％）之後，明顯反映了台灣的失業與產業外移的關係。實質薪資在一九九一年之前還跟經濟成長率維持相同水準的成長，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經濟成長率為六．三％，薪資成長率已經降為三．八％，到了二○○○至二○一二年，經濟成長率為三．四％，但薪資購買力卻是負○．六％！以全球化為名的自由化不可避免地造成資本集中、貧富差距，以及相對應的社會階層化。在台灣的資產階級跟中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自由化果實的同時，台灣的勞工則越來越趨近中國勞工的勞動條件。台灣社會逐漸與中國社會同構。

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犧牲大多數低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資本積累，這個被某些學者專家謳歌的「北京共識」，現在則成為馬政府拚經濟的楷模。對國民黨而言，此一威權統治完全符合其歷史基調，可謂歷史的復歸。民進黨執政的失敗也正是因為它無法擺脫這種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結盟的權貴資本主義，反而依循此一制度邏輯在思考與運作，以至於民進黨無法提出一個有別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在面對ＥＣＦＡ議題時顯得「左」「右」為難，而現在自經區議題則更加嚴厲地考驗這個政黨的本質。唯有從這個歷史意義來理解，我們才能明白，反服貿運動為何能夠激起基層與中產階級的強烈反響，因為它探觸的是既是一個台灣民主深化的關鍵問題，也是一個跟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台灣社會如何能從形式的選舉民主進入到實質的社會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