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許知遠 2010/03/05

據說早在一九八一年與查良鏞的見面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似乎是透過這位著名報人勸慰六百萬香港人，中國已不是那個迷狂、暴力的中國，他們要對回歸有信心。不過，直到一九八四年，這個提法才廣爲人知。這一年，鄧小平正站在他個人聲望的頂峰。五年前啓動的改革開放，正讓中國重新恢復活力。從鄉村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到深圳特區，中國內部被壓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發。中英聯合聲明則標誌香港的回歸指日可待，歷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對中國市場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國慶的大閱兵，象徵了部分重獲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過天安門的拖拉機車隊上是「聯産承包好」標語，遊行佇列中的幾位元大學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看起來，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國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擺脫之前的壓抑與束縛，又要遠離種種運動的混亂。

沒人能說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切涵義。難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毛澤東要擺脫蘇聯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躍進還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尋找獨特的中國道路嗎？

鄧小平的新理論是在強調「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它是與舊意識形態的妥協，還是新變化的開端。

中央黨校的理論家們會賦予它的理論意義，它將再次完美無缺容納於馬克思與中國革命的理論框架中。對他們來說，領袖的理論從不出錯，有問題的只是人民實踐。他們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論皆是權力的延伸。當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大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他的首要興趣是解除王明的權威——他是莫斯科大學的留學生，蘇聯理論的正統繼承人。而這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像是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另一次制衡，中國既需要開放，也需要對「資本主義」與「西方影響」保持警惕。

和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從來沒以他的理論素養著稱。他是實用主義者，也是順口溜的創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幾年前他又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

對於普通來人說，他們早已習慣了種種口號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們情願將此仍當作良性的調整。「超英趕美」、「大步進入共産主義」是一場幻象，「輸出革命」則荒誕不經，如今回到現實——「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隱隱也感覺到，這條道路其實就是當年批判的「資本主義道路」。

但沒人會進行這樣的追問。倘若你要活過一次次疾風暴雨式的運動，最好對什麽問題都不要多問。否則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顛狂，爲何昨天還對蘇聯專家們畢恭畢敬，今天突然又在批鬥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輝萬丈，明天又成了叛國者；即使人人敬愛的周總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於如今的鄧小平，誰都知道他三起三落，被扣上過「走資派」的大帽子……

人們願意相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可以讓他們的生活回歸正常，追求被壓抑多年的欲望。在鄧小平的講話中，「社會主義」被定義成發展生産力。至於「中國特色」則是改革農村與開放沿海特區。

外來者無法深入這「概念的遊戲」，他們尋找簡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國在經濟上正在擁抱亞當·斯密，在政治上則回到了更單純的國家利益——它與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脫鈎了，更重要的是它與蘇聯的界限更顯著了。《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篇社論，必定讓很多人心花怒放——我們不能再從馬克思與列寧身上尋找現在問題的答案。

而在列寧締造的國家，中國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國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的顧問們就提醒他「向市場的轉變可以參考中國方法：仔細考量、漸進，保存混合經濟」，而他的總理則希望進行深圳特區式的試驗。

他們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困境與爭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出人意料的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三個月後，在會見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時，他再次提到「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鄧小平所謂的蘇聯模式，是黨政一體、黨委領導一切。

當改革從鄉村拓展到城市企業時，這一問題日益突顯——單一的權力中心，不能應對日趨複雜的要求，它扼制了社會的創造力。這股自省的熱情卻沒能持續多久，它在一九八八年嘎然而止——改革者意識到，他們可能因爲這種政治改革，而失去自己的權力。而他們當初決定改革，正是爲了保存這種權力。

造化弄人。當柏林牆倒塌、蘇聯帝國轉瞬解體時，人們紛紛預言北京去日無多。但在熱情高漲的實行了一群美國經濟學家創造的「休克療法」之後，蘇聯與東歐這些新的自由之地卻陷入了動蕩與混亂——一個極權時代結束了，自由與繁榮的新世界卻沒到來。

而中國卻散發出意外的魅力——它穩定、生氣勃勃、日趨繁榮。這一切怎樣發生的？倘若西方人之前相信，中國是因爲鄧小平像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一樣推行市場改革而獲得的八十年代的成功，這種解釋現在失效了——從俄羅斯到匈牙利，它們都已實行了市場經濟，但結果卻似乎一團糟。

中國幾年前失敗的政治改革突然變成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力量——正因爲政治改革的停滯，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才爆發出活力。一九九一年九月，烏茲別克總統伊斯蘭•阿卜杜加尼耶維奇•卡裏莫夫對著一群西方記者說，他的國家準備追隨中國模式，因爲它還沒準備好實行全盤的民主與市場經濟。一年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短暫的訪問期間，也被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震驚：「我看到人們對經濟改革的情緒飽滿。他們不抱怨，他們樂於改革。整體而言……中國模式能到這樣：不急迫，不強迫，不通過革命，也沒有休克，俄羅斯有太多休克了。」

中國人也在經歷休克，不過是以另一番景象出現。一九八八年的價格闖關難道不是一次休克，它導致了普遍的通貨膨脹，激化了社會的憤怒情緒，並在一年後導致了更大的一次休克——人們甚至覺得，中國又將重回封閉，或乾脆崩潰。鄧小平在年初在中國南方「膽子再大一些」的講話，十月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市場經濟」被正式確認，則又像是一次休克，就像是十多年前人們主動遺忘了毛時代一樣，人們再次選擇將三年前的震驚與顫慄封存起來，投奔新時代。

但沒人說中國人經歷了「休克療法」，反而說它是一種「漸進改革」。中國人的改革優先從經濟領域入手，保持了政治上的控制。即使在經濟領域，它也是從相對容易的部分開始。它從人數最多的農村入手，獲取了廣大的農民的支援，建立特區則是在推廣實驗精神，也對西方的資本與技術展開了懷抱。

中國領導人也意外發現，他們不再是昨天的獨裁者與屠殺者，而進入了李光耀、蔣經國，或者至少是皮諾切特、朴正熙的行列。他們的統治或許鐵腕，或許壓抑了民主與自由，但是他們提供了秩序與經濟增長。誰也未曾料到他們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如今變成了高瞻遠矚的智慧。他們曾經認定，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無法進展，但現在失敗的政治改革，變成了中國的幸運。一位元美國記者尼克拉斯·克裏斯托還創造了「列寧市場主義」的名詞。

日本奇蹟與東亞奇蹟，都讓全世界重新思考：是不是將中國放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一序列更適合。他們都遵循儒家價值觀，都推崇權威勝，相信秩序，都重視教育與儲蓄，也都有罕見的工作熱情。

而在中國內部，在劇烈的交鋒之後，一種新共識開始興起。鄧小平相信，正是因爲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社會才能承受住一九八九年的動盪，它的失誤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強調不夠，黨與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對年輕人的教育都過分鬆懈了，他們淪爲了西方「和平演變」的工具。他最熱衷於談論的「兩手一起抓，兩手一起硬」如今又獲得了新的含義——如何在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牢牢把握住對權力的壟斷。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隨之改變。「社會主義」日漸淡化，它仍出現在講話和文件上，象徵著這個政權的延續性，和對頑固保守派的安撫。但「中國特色」則迅速表現出來。隨著冷戰的結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興起——國家利益與國家認同，變成了新時代的重要特質。「中國特色」則有時是加速變革的原因，有時又是推遲變革的藉口——中國是獨特的，它不能照搬別人經驗

一個高速增長的時代開始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數位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數位涵蓋了豐富的內涵和可能的矛盾。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故事」取代了「中國故事」，GDP的數位又取代了「中國經濟的故事」。在這被不斷簡化的過程中，我們經常忘記了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它的內在邏輯到底是什麽？

九十年代，中國沿海突然變成了世界工廠，似乎世界所有的東西都産自於此。中國的大城市突然改變了面貌，那麽多鋼筋混凝土玻璃幕牆的大樓，夜晚連成一片的霓紅燈廣告，超市的貨架上堆滿了各種商品。

豐富多彩的新生活到來了：人們買股票、裝修房子、看美國連續劇、買個人電腦、出國旅行……偶爾你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與影像時，你會有恍如隔世之感：他們「土氣」得超乎想象。電視新聞中偶爾播出這樣的畫面：莫斯科人排著長隊購買麵包、燃煤、皮鞋，波蘭的選舉一團混亂……

「中國奇蹟」開始廣泛被談論。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令前社會主義陣營黯然失色，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也拔得頭籌。西方開始再度讚美中國，稱中國更熱衷於擁抱全球市場。很少有人見過像中國官員那樣熱衷於招商引資的官員，他們劃出大片土地，做出種種承諾。

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多理論湧現而出。它是比較優勢、是産權理論、是雁陣理論、是中國獨特的分權模式，很多從牛津、芝加哥、波士頓歸來的中國青年經濟學家準備把自己所學的一套搬到中國來。他們有一顆清晰而堅定的頭腦——中國必須建立和西方（主要是美國）同樣的銀行系統、管理模式、證券市場、或許最終還有政治體制。

和官方語言中仍經常出現的「反美情緒」不同，中國再次熱烈擁抱了美國。倘若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麽美國的技術、商業與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中國公司要成爲GE和微軟。中國領導人在官方演講中引用林肯，商業領導人以能見到傑克•韋爾奇、沃倫•巴菲特爲榮，從邁克•波特到邁克•喬丹，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最優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讀書、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它像是陳年舊物，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中國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許是俄羅斯人與東歐人最終發現，他們不可能從中國照搬些什麽，他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國經驗」時時出現，但它很少打動中國人自己，他們首要關心的是怎樣有世界經驗——他們要加入WTO，要舉辦奧運會，去香舍麗榭購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櫥窗裏的妖冶女郎……

一些聰明人會說「我們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從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再到對WTO的熱忱，從手上的諾基亞電話到住進的東方曼哈頓小區，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我們不僅在大步跨入資本主義，就連「中國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識形態與民族情緒最後的遮羞布。中國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共生關係，相反的情緒也從未消失。從「銀河號」到「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起起落落，一些頑固的頭腦仍在強調「和平演變」的後果。而擁抱了Windows與耐克的一代青年，也會表現出「中國可以說不」的情緒，像是對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國經濟的隱憂也從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締結的政治經濟模式，不斷被質疑——它能夠持續嗎？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仍有人說這失衡的體制「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賭博」。

當悲觀的情緒占上風時，人們覺得中國不免要成爲另一個蘇哈托政權——輝煌突然灰飛煙滅。九十年代的中國面臨種種挑戰，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産，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緊張，日益嚴重的腐敗，國有企業的大批倒閉，日漸顯著的貧富差距……或許還有一場「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它們都將摧毀中國。而當樂觀情緒襲來時，人們又覺得就像當初農村包圍城市一樣，市場經濟與技術變革最終會改變這個列寧式的政體。中國不是下一個蘇聯。

「中國模式」再度回來了。二零零三年，我在《商業周刊》上讀到中國的經濟模式，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傑弗裏·加藤認定，比起美國提供的方案，中國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記得自己的驚訝，我是一名年輕記者，正熱衷於於採訪美國的經濟學家與企業家。我很少意識到中國可以成爲別人的榜樣。這可能是對自己成長經驗的一次逆反，幼時關於中國優越性的教育，是多麽輕易地被證明是荒誕不經的，我們聲稱自己是「禮儀之邦」，地鐵上連個讓座的人都沒有；我們說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們卻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裏，都是依靠美國人提供的精神産品。

但接下來，美國執著於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與反恐，中國的崛起日益顯著。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製造新冷戰的範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讓資本大量湧入中國，它是個安全島。到了二零零四年，關於中國的一個新描述日漸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識」。「中國的崛起已經塑造國際秩序，它引進了發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學」。約舒亞·庫柏·拉莫寫道。《北京共識》是一篇八十七頁的論文，也是一名追趕時髦的新聞記者的典範之作。

從十六世紀的一名丹麥數學家的發現到與阿蘭·格林斯潘的閒談，從海森柏格的測不准理論到摩爾定律再到《求是》雜誌，從華盛頓共識到富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從巴西總統到中國主席，在眼花繚亂、缺乏邏輯的引用之後，作者試圖要證明中國創造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華盛頓共識，更能爲發展中國家提供激勵和參照。他將這種新模式歸納爲三點：一、強調創新的價值；二、講究持續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識》像極了中國社會給人的感受，龐雜、混亂、卻透著十分的自信，有候又過分滑稽、荒誕。如果你在中國生活，你會明白當官員們談論民主、自由、實事求是、創新時，他們的意思和這些辭彙的真實含義經常沒什麽關係。人們談論口號、標語和官面文章，但實際想的、做的卻是遵循另一套邏輯。所以當你看到一個外來者如此嚴肅地將《求是》上的文章、領導人的講話翻譯成英文，以此作爲證據時，你多少感覺某種奇妙和不適，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魚香肉絲突然被放在西餐盤上，然後宣稱這是中國的主菜。

但是它引來了熱烈的回應，既來自國際又來自中國國內。就像很多暢銷書一樣，它的成功緣於它的題目而不是內容。人們已經厭倦和懷疑了「中國威脅論」，小布希的出現增加了人們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反感，「華盛頓共識」作爲這種新秩序的象徵而遭到唾棄。

「共識」是個宏大、模糊、無所不包、解釋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識」恰逢其時，它既象徵了人們剛開始熱烈談論的中國的崛起（它將是對美國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們對中國潛在的希望（它對既有的世界體系是建設性的，而不是日本與德國的崛起的翻版）。中國的權力精英階層也歡迎這種論述，它給予他們新的自信（中國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發生的），僅僅幾年前，他們還經常被指責爲貪腐、遲鈍、專制，如今則被描繪成富有戰略性的思考，創造了嶄新的模式，他們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礙者，還變成了設計者。儘管他們經常談論主義與理論，但他們很清楚，他們日常實踐所遵循的是實用主義，而這些東西是無法向外界講述清楚的。而現在有人把這些模糊一團的廢話提升到理論的高度。語言的陌生化也帶來了新的審美效果。一個中國人必定會對「與時俱盡」、「科學發展觀」厭倦不堪，但當它們突然被表達成「和時代共同變革」，「用科學的態度促進發展」時，陳詞濫調變得富有新意，甚至讓人以爲變化真的發生。

「華盛頓共識」或許遭人詬病，它至少仍有明確的理念與政策——一切都圍繞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展開。但「北京共識」意味著什麽？人們喜歡勝利感，甚至沒興趣去追問，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無一物？

一個更嚴格定義的「中國模式」也出現了。它來自於一群北京的青年學者，他們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對它進行了這樣的定義：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國既不推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也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爲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國堅持共產黨的一黨領導，不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但又不是簡單的一黨政治，而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三，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又允許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與社會思潮的多元處於並存的局面；四，在軍隊與政治的關係上，中國一直實行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不允許軍隊干預政治，但又始終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五，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已經産生，並且正在對社會生活産生日益重大的影響，中國的公民社會也帶有政府引導的性質，多數民間組織並不具有西方國家民間組織那樣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這套定義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達上，它是歐威爾式的「新語言」，而在內涵上則是陳雲鳥籠理論的另一個升級。黨與國家是鳥籠，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多元價值，則是籠中之鳥。但俞可平卻給你這樣一種印象：這些矛盾不再是中國最大的憂慮，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還記得陳雲的鳥籠比喻？「中國模式」迅速而有力地進入了中國社會，它緩解了人們日益強烈的「自我解釋的焦慮症」。溫州人的海外拓展，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東莞的製造業，聯想收購IBM，百度戰勝了Google，國有企業在非洲與拉美購買礦山、油田，中國壟斷的通信業與銀行業的崛起，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所有這些相干與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擁有了統一的解答——它們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變成了「東北的亂燉」，「成都的火鍋」，什麽東西都可以往裏扔，它熱氣騰騰，讓人分不清虛實。它也變成了另一個龐氏效應：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顯得可信。

（作者電郵：edmund.z.xu@gmail.com，更多文章參見 《2009：中國紀事》 ）

【2010-03-05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