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體從高樓墜地，也許只能引起幾聲嘆息；但十幾個肉身連續撞擊地面的聲音，卻能震動整個世界工廠。富士康的跳樓事件和佛山本田廠的罷工事件，最近相繼以大幅加薪收場，不僅為中外資企業掀起了一股薪資漲風，也為中國勞工的人權意識打開了一片風景，最終將對社會變遷產生深遠的影響。

受本田和富士康事件影響，製造手機零件的美律深圳廠近日也爆發數千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並成功迫使資方讓步。緊接著，中國從南到北都傳出罷工事件，昆山一家台資工廠甚至爆發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與此同時，中國全國總工會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台商及外資企業儘快組建工會，強調應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障生產線上工人的權益。

可以預期，這場發生在2010年春夏之交的工潮，將繼續擴散，牽引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一波新的變化。往後，大陸作為世界工廠的誘因或將削弱，也許會有外資或台資企業開始從中國外移；無論如何，留下來的經營者對廉價勞動者予取予求的心態勢必修正，而中國官方對工運一味壓制的傳統手法也必須調整。

歷史軌跡的轉向，有時常出於偶然。富士康發生連續跳樓事件，其實並非因為它是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而是中國模式「圍鎮造廠」的超大型廠舍聚落的奇特生態，加上軍事化管理及機械式作業線的病態文化，和所謂「90後」世代的脆弱心理狀態碰撞，產生的複合併發症。所幸富士康是素負聲譽的企業，有足夠的正面條件讓外界看見真相，並有較充分的餘裕回應勞工及社會的要求。富士康加薪雖導致集團股價大跌，但從長期看，提早調整轉型總比遲誤來得明智。

相形之下，本田汽車佛山廠近三周的罷工，則更令中共心驚膽跳。形式上更有組織，手段也更強烈，不僅造成本田中國生產線的徹底癱瘓，並導致該公司卅億人民幣的營運損失，逼得原本姿態強硬的資方不得不俯首讓步調薪。比起富士康的十二跳，本田罷工對中國勞工絕對有更大的傳染力，勞工們在「工廠散步」的手法已廣泛流傳，一旦蔓延，政府和企業將窮於應付。

中國在短短十幾年間成為世界工廠，儼然已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但發展至今，此一奇蹟模式也暴露了它的內在問題。外國資本雖帶來工作機會，將農村過剩人口轉為廉價工人，但也為社會加重了相對剝奪感。隨著中國日漸開放，這樣的內外階級差異變得日益尖銳，薪資制度及工會組織若不相應調整，這種建立在分工、轉包上的軟性剝削終有難以支撐的一天。

事實上，趁著景氣暢旺、形勢大好，正是進行調整的好時機。中共應伺機逐步開放企業組建工會，並讓它們擁有較實質的勞資爭議交涉權；否則，一旦勞工抗爭風起雲湧，各種抗爭焦點都會指向政府，將變成主政者無法承受的負擔。以河南平棉集團為例，與本田約莫同時發生罷工，這家陸企卻因偏處內地遭到地方政府強行鎮壓。該集團從國營到股份的改制過程中吞掉了員工股權的問題，如果就此置之不理，不怕激起更大的民怨嗎？

十多年來，各國企業爭相赴中國設廠，看中的是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經濟成長及勞工意識的抬頭，那樣的熱潮走向冷卻，恐怕是必然的發展。從更高的角度看，在內需市場逐漸強大後，中國必須設法逐步摘掉「世界工廠」的帽子；畢竟，讓廣大人民為外國廠商充當廉價代工勞力，只是追求「先富起來」的階段性任務，現在該回頭照顧「均」和「正義」的問題了。

富士康和本田事件已經吹動了中國勞工維權的風車，這股風潮現在看來是停不下來了。

富士康效應對大陸帶來的風險

2010-06-10中國時報

全球最大代工廠─鴻海集團富士康兩度宣布調薪，幅度達一倍；而各地方政府的調漲基本工資風潮，及風起雲湧的罷工潮，除了宣告大陸將告別低廉勞力的「世界工廠」角色、全球通膨壓力增加外，其影響與意義恐怕還不僅於此。富士康引發的這波工潮，也可能讓台商版圖再重新洗牌，更可能引發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負面效益，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由於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富士康先宣布為員工加薪三成，但不出數日，又宣布在十月有另一波加薪，讓基層員工薪資由完全未調薪前的每月九百人民幣，一舉增至二千人民幣。消息一出，所有在大陸台商都倍感壓力，可謂「哀鴻遍野」。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龐大、低廉又勤奮的勞力，力爭上游，創造了經濟的高成長，民眾所得翻了幾翻，也爭得「世界工廠」的地位。但不能否認的是，以「泰勒式管理」為主軸的工廠管理，生產線上重覆又乏味的工作，每個員工都是一個小螺絲釘。加上過去十多年刻意壓低的薪資，讓大陸生產線的勞動力就如在一個大壓力鍋下，大陸官方一直很注意勞動市場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壓力，中共中央倡導的「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希望在維繫低廉的勞動力競爭力的同時，保有社會的安全與和諧。但富士康的大幅調薪，可謂掀起了這個鍋蓋。如處理不當，形成燎原，大陸可能付出相當的代價。

    　大陸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開始把出口型的經濟，逐步增加國內需求，希望調整為內需型經濟；而要擴大內需，人民一定要有錢。加上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由當年的均貧變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社會矛盾上升。因此，不論從經濟轉型，或彌平社會矛盾與貧富落差，大陸勞工薪資調高，顯有其必要，更符合官方立場。這由「工資增長」可望成為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的重點、各省市地方政府紛紛調高一到二成多的基本工資，可看出此趨勢。如果能平順的調整，大陸是有可能提升其產業體質、增加附加價值，並轉型為出口、內需並重的經濟體。

    　但問題是「富士康效應」不僅於此，它可能破壞這個進程。富士康薪資原本就優於同業，第一次宣布的調薪三成，已經就超過各地方政府調高的基本工資幅度，雖然對同業造成壓力，但仍屬「合理可處理的範圍」。但再次宣布調薪，且兩次調高幅度達一倍時，就已超過正常幅度，其引發的漣漪影響，與帶來的風險，恐怕難以預料與掌握。

    　原本就在壓力鍋下的其它企業勞工，可能群起效尤，富士康的「薪水倍增」成為可「追隨的目標」；而對規模與對下單大廠議價能力遠遜於富士康的大部分台商而言，薪水加倍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勞方有更大的期望，資方又缺乏調漲一倍的能力，勞資雙方落差更大，裂痕必起，勞工運動、罷工潮必然四起。這由部分原本因資方調薪已平息的罷工潮，在富士康二度調薪後風波再起，及各地蜂湧而起的工潮，即可看出其影響已逐漸發酵。

    　這波「富士康效應」的影響與風險，短期而言，台商生產成本增加，獲利下降，大陸社會動盪加劇，離「和諧社會」日遠；長期而言，由於勞資雙方的和諧與互信因工潮被破壞，必然影響廠商後續投資意願，甚至就此遷廠、關廠。原本平順逐步調升薪資，期望達到轉型的經濟，是否因此難以達成，甚至失去「世界工廠」優勢，並付出勞資糾紛大增、社會動盪加劇的代價。這波富士康大調薪引發的後續效應，值得觀察。

    　兩岸經貿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依存度可謂越來越高，大陸市場占我國出口的四成多，上千家上市櫃公司幾乎都有在大陸投資設廠，不少企業的大陸出貨比重早超過公司的五成以上。因此，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變化、轉型，對台灣當然會有影響。「富士康效應」在大陸引發的波濤，將如何衝擊與改變兩岸經濟型態、台商版圖、甚至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消長，值得各界關注與及早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