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籠居”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大衛•皮林 2010-03-25

譚建威（音譯）家的天花板很高。但不幸的是，這間單人房的長度或寬度都趕不上它的高度，裡面擠著他、太太和12歲的兒子。房間大約35平方英尺，後牆上固定著兩張雙層木床，一台不大的黑白電視機搖搖欲墜地擺在架子上，還有一個小小的床頭櫃。整個房間讓人感覺更像是一個儲藏室，而非住所，堆滿了雜七雜八的東西：衣服、缺了口的杯子、被褥、一台電扇、一卷白手紙。來客要麼緊貼著門站著——這也是屋裡唯一沒有使用的空間——要麼（像我一樣）挨著譚建威坐在雙層床的下鋪。

譚建威是一名退休的燈泡廠工人，上世紀60年代從中國內地來到香港。香港估計有10萬人像他這樣，居住在隔間大小的公寓裡。有些耳背的80歲老人Dai Yun-po和63歲的Kong Siu-gau的家，距離譚家乘計程車（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話）很近，他們的居住條件更是駭人聽聞。手頭拮据的退休建築工人們睡在用鐵絲網圍成的籠子裡，頂棚低到直不起身子來。在這裡，他們必須與其他十多名“籠民”擠在一間斗室裡。我到的時候，他們全都在站著看電視（因為沒有坐的地方）——播的正是最新一期《福布斯》(Forbes)億萬富豪榜。如果Dai和Kong是條狗的話，動物權益保護人士多年前就會為他們鳴不平了。

誠然，這些都是香港貧困現象中的極端例子。但作為一個以攝人心魄的港口景致和發財機遇聞名的城市，香港有許多悲慘境遇值得一談。香港擁有700萬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萬美元，其中123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收入還不到低得令人絕望的工資中位數的一半。香港的收入再分配可謂是敷衍塞責，如果撇開這點兒有限的影響，香港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性）是亞洲表現最糟糕的（甚至比印度和中國內地還差）。

許多香港人每月的生活費僅有數百美元，在這個屢屢創下全球最高租金紀錄的擁擠城市根本不夠用。Kong籠屋的月租金為160美元。由於沒有做飯的地方，他在外賣上的花費遠不止這個數。

香港普遍存在的貧困現象，基本上不太為人所知。若不是政府補貼住房容納了四成的香港居民，情況會糟糕很多。實際上，數千名養老金領取者要靠撿垃圾來維持開支。作為亞洲最為繁榮絢爛的城市之一，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與其它地區一樣，香港受到了中國內地低成本競爭的重創。上世紀80年代，香港迅猛發展的經濟吸引了很多內地人前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蔡海偉(Chua Hoi Wai)估計，香港製造業當時大約有100萬個工作崗位。隨著這些崗位逐漸流入內地，這一數字已降至20萬。工人的月工資水準，也從激動人心的80年代的1300至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蔡海偉表示，工資中位數10年都不見漲，而中高收入人群的薪酬卻直線上升。

其次，香港地價一直被人為保持在高位。地產大亨和私人業主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香港政府每次只拍賣極小一塊地，因為再沒有什麼比負資產更讓那些有權有勢者惱火的了。建造新的公共住房、並低於市場價出售的計畫已遭凍結。著名政界人士梁振英(C.Y. Leung)形容香港人正被分為兩類：擁有房產的人和沒有房產的人。

第三，香港擁有小政府的傳統，信奉“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儘管人們讚揚自由市場的理念，稱其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得成功的關鍵，但如果你住在一個籠子裡，積極不干預政策對你就沒什麼好處。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沒有公共養老金、失業救濟金、或者傷殘津貼。迄今為止，也沒有最低工資。政府支出占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16%左右。現在，你知道瑞典人把另外的34%花到哪兒了吧。

民主活動人士、大學講師張超雄(Fernando Cheung)表示，許多香港窮人都是來自內地的移民。他們當初逃離了貧窮、動盪和專制，習慣了被當作“客體，而非主體”。這使得他們能夠吃苦，很容易滿足。

譚建威就符合他的描述。譚建威不後悔從內地逃到香港，儘管他現在一貧如洗，生活條件很糟糕。但在偶爾回廣東省後，他的確意識到自己闊別了半個世紀的祖國越來越富裕。他承認，那裡大多數人比他生活得好。“就連他們的廚房也比我的家大，”他表示。但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的語氣中全無豔羨之意。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