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人走了，有人留下
       北京圍城……不，應該稱北平圍城。因為自從北伐以後，北洋時代結束，民國都會從北京遷到南京，北京就改稱北平。解放軍圍城是圍的北平市。……北平包圍發生在1948年秋、冬。那年我8歲。
       自從濟南失守，解軍就從東、北、西三個方向逼近北平。是走是留？已成為北平闊人和政見人物急切考慮、並付諸行動的問題。
       但是父親從來也沒考慮離開。我家已不是闊人，父親也不是政見人士，但因為社會關係較復雜，還是有一些親友勸我們走。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我稱傅大爺的傅斯年就來家勸說，也沒有勸動。父親反而問傅為什麼不留下？因為都知道傅斯年曾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作竟夜談。傅說他是受到毛先生禮遇；但是從馬克思到列寧的書他都讀過，總的印像是，“那邊”難容知識分子。那次來訪不久，傅斯年便離開北平南下，最後到了台灣。
        在對蔣和毛的認識上，父親持中立。他對蔣的印像不壞。大概是1948年春吧，一天下午父親收聽無線電（即老式收音機），電匣子裡反復傳出孫科、李宗仁、李宗仁、孫科……兩個人的名字。我問這是在做什麼？父親說是李宗仁和孫科在競選副總統。我那時已經知道蔣介石、李宗仁、孫科這些名字。還知道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我問父親：總統是誰呀？父親答是蔣委員長啊！所以我知道父親不反蔣。但是另一方面，我兩個上大學的姐姐都是學生運動中的人，她們給父母傳播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父親也認為有理。所以對北平將易幟的問題抱一種孔夫子式的無可無不可的態度。
       當然父母之決定留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生計問題：如果離開北平，即使到了天堂也不會有我們的飯吃。
       父親當時做寓公。從我記事以來，父親就沒有正經作過什麼工作。父親早年在日本留學，學鐵路運輸，回國後端的是鐵飯碗。我所知道的，他曾在漢口鐵路局和濟南鐵路局上班。但是在我出生前後，也就是1940年或1941年他辭去鐵路局工作，閉門做寓公。雖然也雜七雜八作點別的，但基本上是待在家裡。父親辭職的原因，是因為他反日。他在漢口路局時，正趕上七七事變，長江已經成為日本的內河。他留下一首《浪淘沙》以申自己的“無限”之恨：

武漢客三秋  怕上江摟  非關楊柳動鄉愁  一望江天無限恨  敵艦橫流

地勢扼中州  蜀尾吳頭  英雄幾輩戰功收  氣運豪華凋喪盡  任寇悠游


而促成父親辭職的直接原因可能是1940年他在濟南路局一個狄姓同事參加“抗日軍”的一件事。他也留有文字，是一首絕句：

《 送友人參加抗日軍 》（一九四零年於濟南）

歷下胡騎激似湍  逖生肝膽何能甘 

餞君慷慨著鞭去  不問歸期惹心酸


    在日本統治下，正直愛國的鐵路員工都有一種負罪感，即使是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現在也在含淚給日本軍車扳道叉。父親雖不能“慷慨著鞭”參加抗日隊伍，但也不肯再為皇軍“搬道叉”了。於是便辭職做寓公了。做寓公就意味著坐吃山空。吃了這麼多年，本就不是山，所以早就空了。怎麼辦？只有吃母親從娘家繼承來的房產。

    我家的房子，有相鄰的三個宅院。父母把西院兒租給很有來頭的一族人，姓尚，是尚王尚可喜之後，一直世襲尚王位至清末。其族三百年前本是遷居遼寧的漢人，但因尚可喜征戰有功封王位，是著名蕃王之一。大清入主後，他先參與三蕃之亂，後又叛吳三桂而反戈一擊，再為朝庭立新功，所以保住了原位。做了我家的房客之後，尚家有一位九爺很幽默，自我介紹說我們家從老祖宗起就是漢奸！從尚可喜往下若干傳，到了慈禧太後時代，尚王又紅了一時。這位尚王和端王聯手支持義和團“扶清滅洋”，對該團吃符降神刀槍不入拜伏得五體投地，特把大師兄引見給慈禧。由太後拍板，攻打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遂引發八國聯軍之役。太後幸西安。尚、端二王惶惶如喪家之犬。滅團、賠款、庚子簽約之後，太後回宮，二王失寵。到了民國，更是每下愈況。端王府離我家不遠，在舊止上遷來一所大學，即北京大學附屬工學院，筒稱北大工學院。而尚王府賣出之後，尚王一家乾脆就賃房而居，展轉租賃到我家。

    尚家一族就把西院兒住滿了。西院兒分裡外兩個院子。中間一座重花門把兩個院子分開。裡院兒住著尚王老夫婦和長枝的幾兄弟：四爺、五爺和八爺。外院兒住的是遠枝各房。前文提到的九爺，實際上和尚王平輩，是裡院四爺、五爺、八爺的本家叔叔。因為是遠枝，所以也更加窮困潦倒。住在外院兒。

    西院兒東邊是本院兒。還記得本院的地址是內四區大覺胡同28號。我家就住在這院兒裡。本院兒有前後兩院兒，由外祖父蓋的一排七間鎖皮式洋房隔開。這七間房是我家的住屋，每個房間都朝南開著大窗戶，也就向後院兒開窗。後院很大，占七畝地，我們叫它南園子。不叫花園兒，叫園子。因為沒種花草。南園子，靠西邊的三分之一，是菜園子，有一老圃經營，是我們山東老鄉。東側的三分之一，植了數十棵棗樹，我們稱棗行子。南邊的三分之一，乾脆就荒著。一大片荒地，草長的有半人深。是我們小孩捉螞蚱逮蟋蟀的寶地。這三片地有一交點。交點處是一口裝了轆轤的水井。

    在本院兒東鄰，還有東院兒。是個四合院兒，不大，沒什麼特色。我們稱它小東院兒。住戶皆是平民。

    其實西院兒和東院兒早就出租了，而本院兒是自己家住，外祖父在時，族人、鄉親、朋友來往多，客也多，房子閑不住。後來人客越來越少，生計又一步步艱難，本院兒的房子也開始大量出租。北屋東頭兩間組給一家開粉房的，姓劉，家口甚多；西頭兩間租給一位職員，兩夫妻帶一個比我小些的女兒。西屋租給郭姓，夫妻都是教師，有個女兒比我小，而且繼續生著女兒。東屋房客姓魏，是個糧商，夫妻倆沒孩子，從農材領養一個親戚小孩，叫魏柱，胖頭胖腦，我們叫他肥豬；魏太太很像月份牌上印的美人。開粉房的劉先生，本人挺帥，但女人、孩子都一榻糊塗。公務員陳先生的女人女兒都挺洋氣，屬洋派人物。教師夫婦的女兒嬪嬪，長的美，這麼小自己就會塗口紅，和用“指甲草”的花（即鳳仙花）染指甲。也就是說，本院兒已經成了大雜院兒。父親這個“寓公”也成了大雜院兒的“院長”。

    兵臨城下，有人走，有人留。我家雖留，但親戚也有走的。我一個叔伯哥哥，是一軍官，小名兒小旭。小旭哥大高個兒，穿起尼子軍裝，非常帥。他眼晴小小的，眯縫著，好像永遠在笑。冬天帶我去北海公園滑冰，我坐冰車上，他推。又帶我去西單牌樓最大的理發館，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電推子。理發師用電推子給我剃個小光頭。那時候我對軍服的軍階已很有研究。官大官小小就看袖口上繡的彩線。繡藍線的（我稱藍杠），是尉官。繡黃線的（黃杠），是校官。紅杠的，是將官。一條藍杠，是少尉。兩條藍杠，是中尉。三條的，是上尉。同樣的，黃杠從一條到三條，也對應的是少校、中校和上校。如果紅杠達到三條，那就是上將了。紅杠的，我或許見過，但三條紅杠的，我肯定沒見過。小旭哥是兩條黃杠，我感到他已經是大官了。

    小旭哥雖然是軍人，但他似乎不是傅作義的部下。母親說他做軍需。後來我估計他可能是後勤部的人，不歸傅作義將軍管。所以能抽身離開北平。小旭哥的女朋友，是輔仁大學在校生。她是50年或51年才輾轉經香港到台灣。

    另一家親戚，是真正的大官。估且稱他堂叔吧。堂叔是留美的工程學博士。抗日戰爭期間回國，曾受過蔣介石招見。抗戰勝利後他到北平，任工務局局長。蔣介石到北平視察時，他也是忙人和紅人。所以有傳他是蔣的乾兒子的。其實不過是蔣比較愛才罷了。

    如果我哪天放學回家，看到大門口停一輛黑色轎車，那就是堂叔到了。堂叔家有兩個堂妹，比我小不多，我們就做“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就撈小尾巴魚”的游戲。但我最開心的還是坐進轎車裡，由堂叔的老司機帶我從家門大覺胡同經寶禪寺、護國寺、平安裡、北溝沿（即趙登禹路）再回家，兜這麼一大圈。堂叔曾經說看我們家的住房早已年久失修。他說可命營造廠（那時的營造廠相當現在的建築公司）派工過來翻修一新，並安上熱水浴缸和抽水馬桶。父親謝絕說：可別那樣，有錢我自己找營造廠，沒錢我就湊合著住。這事不能麻煩你！

    接下來父親又和堂叔談起最近的一件大新聞。當時城防司令傅作義和北平市長何恩源已經在和城外共方淡判，傅和何的車隊都是經過距我家不遠的西直門出城，談北平市和平過渡之事。正在關鍵時刻，何思源府邸突造爆炸。因為何市長也是山東同鄉，所以父親也表示關心。堂叔以太極拳式的推手來回答：一種說法是地下黨干的，逼市長就範；另一種說法是國方干的，警告他不可亂彈琴。不過炸的是浴室，作案者無意傷人是肯定的。說了會閑話，堂叔也就告辭。

    小旭哥和堂叔離開北平的時候，火車已經斷了。他們都是乘飛機走的。當時南苑機場還在國軍手裡。在東單牌樓附近的長安街，很寬闊，臨時建了個小機場，供軍用飛機起降。北平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飛機。從早到晚引擎震耳的隆隆聲不斷。小孩子開始搜集一種新寶貝，稱香玻璃。“香玻璃”不劃手，把一小塊放在衣服上擦一擦，再聞那擦過的地方，就有一種香蕉的氣味。這香玻璃就來自失事飛機的舷窗玻璃。當時對它的香味很感神秘，現茌想大概就是早期的有機玻璃吧。

    很多親戚朋友48年一別，就是永別。如傅大爺（斯年）、小旭哥、堂叔等，再也沒有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