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意在附近的書店瞥見大陸作家岳南撰述、由時報出版的《南渡》、《北歸》、《傷別離》這一套以抗戰到內戰時期知識份子遭遇為主題的書。之前曾經看過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文情並茂且不脫離史實，算是不錯的文史著作，但行文之間，時時可見強烈的感情成分，褒貶人物有時頗失公斷，是它最明顯的缺點。
　　而在這一套書中，就比較沒有這麼嚴重的問題，雖然對共產黨仍有美化之嫌，但以一個大陸文史作家的身分，還能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敘述與評價保持一個相當客觀且較為公正的態度，已經很值得稱許了。
　　對一甲子之前抗戰與內戰的評價，大陸民間都是褒延安而貶重慶南京（最近部分大陸史家有還給當時國民政府公道的呼聲，但短時間內難成主流），因此總是忽略當時國府與國軍在戰爭中做出的積極貢獻，不過這是政治因素使然，倒不必對它做太多非議。只是就史實而言，重慶的國民政府對全中國戰局的貢獻與影響遠大於在延安的中共，這從有正式統計過的大小會戰，絕大多數由國軍主導；參與的國際會議，均由國府派出代表等事實可以獲得佐證。儘管中共官方學者極力淡化這些過往（伴隨誇大中共在當時的影響力），也是無法將之一筆抹消的。
　　本書的另一個侷限在於所闡述的事蹟都只限於中國大陸，對遷徙到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敘述就只到胡適過世為止。在《傷別離》一冊中，相對於敘寫傅斯年與胡適先後棄世的悲壯，以及大陸知名學者在文革的悽涼，其他在台灣知識份子處境與故事的付之闕如，讓這部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悲壯史，有一塊突兀、且讓人不解的空白。關於這個問題，我以為這或許是作者自身環境條件的問題所致，並非他的刻意忽略。
　　很多人在記述過往時，難免會因為自己的認知或喜好等緣故，而過於美化或醜抵歷史上的人事物，但古語有云「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人難免有個性上的缺陷，罪人在歷史上也曾經有他的正面貢獻，在看待他們時，最好還是回歸當時、以他們的立場與思維去設想，這麼一來，或許會有比較公道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