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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0 23:20:06瀏覽765|回應3|推薦8 | |
視覺藝術中,恐怕只有現代藝術才訴諸痛苦吧!在光華雜誌上讀到一篇”走鉛筆的人”,裡面提到石晉華先生的一件作品,他把所有曾用在他身上的醫療廢料都用塑料袋裝好,再把這些塑料袋整齊的排滿一房間,這件作品我就很不忍觀。 最多就是苦痛再提煉,沈澱出一種寂寥、空闊感,如八大山人的寒鴉、的枯荷。但終究也是特例,若沒有朱耷的遭際與天才,恐怕也難得知音! 華彥鈞的曲子,除了二泉印月,就只留下了三、四首而己,聽說他生前常拉或自個兒創作的曲子,少說也有百首以上,即便這三、四首,也還是中共在採民謠時搶救下來的,一九五0年才發現了他,才作了幾首紀錄,他也在當年過去了,對我來說這簡直是音樂裡的「紅樓夢未完」,一直引以為憾,但從另一角度看,若沒有政治力介入,我連這三、四首也不可得,所以政治介入藝術也不全是壞,看怎麼介入吧! 國家音樂廳,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地方,我在唸高中時,因著地利,每個月平均都會去個三、四次,在那個固定每星期向家裡拿一仟元做生活費,還能每星期存個三、四百元的歲月裡,一百元的音樂廳學生票是我主要的娛樂,賣票小姐後來也熟了,所以即使一百元還是能劃到不錯的位子,聯合實驗管弦樂團、中廣國樂團,常有一百元票價的場子,也接觸的較多,老實說,很多時候演奏的水準都不是挺好的,但從中還是聽到很多本來不熟的曲子,也獲益良多,所以別人叫安可時,我也叫得很誠懇,只是這回可能是為了穿寶藍色洋裝拉小提琴的女孩,下回可能是為了那有著一肩長髮的長笛女孩,……她們演奏的好不好且不管,但是看得出來她們還很年輕、也很稚嫩,並且臉上都有著僵硬的認真。 多明哥、香港中樂團的第一次來華,我也曾忍痛花了千百塊買了票進場,在當年,這兩個團體來台都是大事啊!前排坐的是俞國華院長及眾大頭,男的是衣冠楚楚,女的是衣香鬢影,門外是香車寶馬,我是全不懂穿衣的,還是那件建中外套,順帶背著書包,踩著破布鞋,假裝剛放學直接過來,在大廳裡,忽然就有種劉姥姥進廟堂的感覺,那次多明哥發揮的並不好,大家還是喊安可喊得高興,我只氣惱錢被騙了! 上大學後,音樂廳不再在散步範圍裡,也沒了建中外套可偽裝,就沒再上音樂廳了,或許散步範圍與建中外套全只是不去的藉口而已,不去,或許只是漸不耐煩音樂廳裡那種行禮如儀的拘束感,對於我這麼個野不能文的人,直覺哪兒究竟不是我的地方哪!在西方,音樂廳一直都帶有社交性質的,而我們的音樂廳,建在那麼個尷尬地方,有著那麼個復興文化的正統樣貌兒,政治的斧鑿痕跡斑斑,本來,它就是廟堂的裝飾啊! 藝術的生活,我還是較認同豐子愷:“閒居的時候我又歡喜把一天的生活情調來比方音樂。……一天的生活,例如事務的繁忙,意外的發生,禍福的降臨,猶如曲子的長音階變為短音階的,C調變的F調,adagio變為allegrio。其或晝永人閒,平安無事,那就像始終C調的andante的長大的樂章了。以氣候而論,春日是孟檀爾伸(Mendelsson),夏日是斐德芬(Beethoven),秋日是曉邦(Chopin)、修芒(Schumann),冬日是修斐爾德(Schubert)…… 就好像經常半夜在枕上,聽到隔鄰耕莘醫院的救護車呼嘯而過,那急急的警笛聲,就比莫札特的安魂曲更讓我感受到死生的況味,可怕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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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