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堆三百年兼談台灣客家人的文化認同

    台灣自清朝統治時期起，大量中國大陸移民移入台灣拓墾。由於移民身分多元分歧如閩南泉州人、閩南漳州人、粵東潮汕人與客家人等等，遂容易因族群差異、利益糾紛等因素產生分類械鬥；此外對統治政權、官員的不滿亦常造成民變、戰爭，無論發起或抵抗方往往皆產生大量傷亡。為了追念亡者、安撫生者，群體成員經常尊這些犧牲者為「義民」並建廟供奉。例如，1721年（康熙六十年）三月，居住在鴨母寮（今高雄市內門區光興里）以養鴨為業，為人豪爽好客，有「小孟嘗」、「鴨母王」之稱的朱一貴，與居於檳榔林（現今之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之杜君英，因清朝鳳山縣令官員之橫徵暴斂，引發民眾不滿，遂密謀聯合舉事抗清。由於戰事擴大，加上後來朱一貴與杜君英爆發權力鬥爭，下淡水溪（今之高屏溪）即有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包含了閩籍汀州府和粵籍鎮平、平遠、程鄉三縣未附眾起事的客籍墾民，因恐懼遭戰火波及，遂集結以自保。並聯合鳳山八社的平埔族民，聚眾萬餘人，分七營（前、後、左、右、中、巡查營以及先鋒營等七營），共推李直三為大總理。事件結束後，客家人為了保鄉衛土，取消巡查營，將「堆」（意思通「隊」）取代「營」，以和官軍有別，六堆分成前堆、後堆、中堆、左堆、右堆、先鋒堆，各堆設置一名總理及監軍，六堆共同推舉正副「大總理」各一名統領軍務，由於下淡水溪一帶的客家人生活環境夾在福佬人、馬卡道族、排灣族與魯凱族聚落之間，人數居劣勢的客家人遂以常態性的團練組織維持其族群生存及地方治安。此為六堆之名的起始。

         六堆是在台灣省行政地圖上找不到的一個區域，但是其居民大多數為客家人；所指涉的區域包含「右堆」－今日之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全境或大部分，甲仙區少部分、旗山區手巾寮(今旗山區廣福里)、少部分屏東縣高樹鄉、里港鄉武洛(今里港鄉茄苳村)；「左堆」－屏東縣新埤鄉、佳冬鄉；「前堆」－屏東縣長治鄉、麟洛鄉、屏東市田寮、九如鄉圳寮(今九如鄉玉泉村)；「後堆」－屏東縣內埔鄉；「中堆」－屏東縣竹田鄉、鹽埔鄉七份仔(今鹽埔鄉洛陽村)；「先鋒堆」－屏東縣萬巒鄉。每遇亂事，六堆便集會推選出大總理、副總理領導應變。這些亂事除了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之亂外，尚有吳福生之亂（雍正10年，1732年）、林爽文之亂（乾隆51年，1786年）、蔡牽之亂（嘉慶5年－11年，1800年－1806年）、張丙之亂（道光12年，1832年）、林恭之亂（咸豐3年，1853年）、戴萬生之亂（同治2年，1863年）、直到反抗日本佔領台灣（乙未戰爭，光緒21年，1895年）為止。

    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漢人。客家人對於自己的語言有著獨特的情感，所以「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是客家人穿越千年在精神上與故鄉、先祖聯繫的文化密碼。客家委員會（簡稱客委會）為中華民國有關客家族群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成立於2001年6月，其目標是復興台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且在中央、交通、聯合三所國立大學設立了相關學院與其他大專校院的眾多研究所，獎助各種與客家文化有關之研究計畫和課程，對於專門研究客家文化的優秀博碩士論文也予以獎勵，每年也都補助相關單位舉辦規模不等之學術會議，企圖將客家研究走向國際化和「客家學」而努力，每年並且舉辦客語能力認證。自成立以來，客委會的努力和貢獻事實上是有成果的。舉例來說，客家委員會為建置全國客家族群基礎資料，推估客家族群人口數、客家人口在各縣市及鄉鎮市區分布之情形，以及客家民眾使用客語狀況，最近從民國105年8月中旬起，歷時4個月，進行大規模的「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106年2月22日辦理成果發表會。調查發現，全國客家人口估計已超過453萬人，較前次調查增加33萬人，約提升1.2%；其中有近兩成集中於11縣市，桃竹苗、花蓮以及高屏是客家人口群聚的主要區域。全國共70個鄉鎮市區客家人口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中桃園市大溪區為本次新增。（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34&PageID=38261，2021/08/06檢索）此為最新的台灣地區客家人口調查資料，110年度的調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當台灣廣義的客家人口逐漸上升之際，對台灣客家人的辨識也愈加重要。客家委員會還有一個隱而不顯的任務，就是打造台灣客家人的本土文化認同，並且企圖將之與對本土政治或政權的認同混而為一。但是這種人工打造的文化認同和辨識標誌，二十年來，可以說並不成功。文化認同與辨識標誌，應當是在長久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不假人工。這些文化標識可能是產生自地點、性別、種族、歷史、民族、語言、性取向、宗教信仰、族群、美學甚至食物。國家是文化複雜性的一個很大的因素。因為它為個人的身分認同奠定了基礎，但也可能與文化現實形成對比。文化認同有很多種影響因素，例如一個人的宗教、血統、膚色、語言、社會階級、教育、職業、技能、家庭和政治主張。這些因素互為影響著人們對文化的理解，為一個人的身分認同發展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我們說客家委員會人工打造的文化認同和辨識標誌，二十年來，可以說並不成功。目前有二項指標可以說明上述的看法。

    其一，以台灣中部以北的「油桐花」作為台灣客家族群的辨識符號；但是就以六堆地區的客家人而言，其辨識符號並不是油桐花，而是「牡丹花」！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對2021年由客家委員會主辦之客家桐花祭的介紹指出：「透過客家桐花祭的舉辦，以雪白桐花為意象，傳遞客家人敬天地、重山林之傳統，更以桐花、山林之美為表，客家文化、歷史人文為核心，展現客家絕代風華，讓桐花的花開花落有了不同的意義。透過桐花，我們可以看到桐花代表的自然之美，其次是桐花所象徵的人文之美，最後是桐花所反映的客家人生命之美，這三重的美感，不僅豐富了臺灣多元族群文化的內涵，也象徵了客家精神的生生不息；結合客庄自然生態、美食、景點及人文風情，體會各地客庄不同樣貌，藉由客家桐花祭的舉辦，了解客家文化，進而帶動產業，提升觀光人潮，根據2011年9月遠見雜誌『建國百年』大調查，「客家桐花祭』榮登『最能代表臺灣精神和文化』第七名（前十名為具有千百年歷史的『媽祖』、『中元』、『元宵』」等），可見經歷數年的深耕『客家桐花祭』已在國人心中生根，更受到大陸地區、香港、日本等國際旅客之關注，成為國際性觀光、節慶活動。」（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19&lid=080449，2021/08/06檢索）

   上述觀光局的宣傳文字，美則美矣，卻是空洞無物，也可惜不合事實！以客家花布為例，南部六堆的花布乃是以牡丹花為主體，或許偶然會以油桐花點綴其中，但絕不表示承認油桐花乃是他們的文化辨識標誌。因為六堆地區的客家人，無論移民來台的時間早晚，總認為自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正統中原漢人，而中原漢人的發祥地正在黃河洛水一帶，春季盛開牡丹花，直到現在，大陸每年還在洛陽舉行牡丹花節來慶賀。反觀油桐花只在台灣北部和中部，往南最遠只到雲林古坑地方為止，再往南，就沒有油桐花的蹤影了。所以，六堆客家對以油桐花作為文化識別標誌，乃是無感的，因為不是他們千百年歷史文化的構成物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堆的客家人，才是真正的「河洛人」，而非僅指台灣的閩南人而已！這種對文化標誌的認同與政治認同沒有關係，或者可以說關係是非常微小的；至於最近幾年有人發明以「鶴佬人」、「福佬人」來稱呼台灣的閩南人，更是莫名其妙了。

   第二個失敗的辨識標誌，就是加在客家人節慶上的「義民節」。義民節的由來，最早可以溯源到清康熙60年（西元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新竹一帶的客家人為了保鄉衛土而與盜匪抗衡，死後被地方人士將其屍骨合葬，稱為「義民塚」。到了乾隆51年（西元1786年），發生林爽文事件，新埔一帶的客家人再度組織義勇軍，捍衛鄉土；事後，鄉民便在這些犧牲勇士的合葬之地，建廟祭祀，才有了後來的義民節普渡。義民爺也成為台灣客家人獨具的信仰。枋寮義民廟又名「褒忠亭」，創建於乾隆53年（西元1788年），是桃、竹、苗客家人最高的精神信仰中心，全省各地的義民廟也多由此分香出去，在義民節當天也都舉辦盛大的祭祀活動。每年農曆七月二十日，是北部地區客家人士所熱烈慶祝的「義民節」。每年這一天，成千上萬的客籍人士總會懷著朝聖般的心情，不遠千里趕到新竹縣新埔鎮的義民廟，向當年捍衛家鄉而犧牲的義民們表達最誠摯的景仰和懷念。（https://www.sim.org.tw/festival67.html，2021/08/07檢索）

   但是義民節乃是台灣北部（桃園、新竹、苗栗）客家人在農曆七月二十日舉行的普渡，乃是為了感恩超度保衛家園而犧牲生命的客家英靈的祭典，換句話說，這是台灣北部客家人的另一種身分識別，與南部六堆的客家人沒有關係，更非他們的節日。不過，這並不是說他們不重視「義民」。六堆的義民，通稱為忠勇公，在南部則以六堆忠義祠為代表，六堆忠義祠的建立起於清朝康熙六十年，當時的六堆團練組軍協助清朝政府平定了朱一貴之亂，由清朝政府所敕建。六堆忠義祠位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祠內所供奉的忠勇公（義民）是客家人的先賢、典範、精神象徵。其祭典則於每年春秋二季舉行，尤其是秋季祭典並不在農曆的七月二十日－大約在每年十月下旬，秋收之後，伴隨著六堆運動會舉辦祭祀忠勇公的儀式，且有繞境六堆十二鄉鎮的活動。例如在2006年，為配合六堆嘉年華的活動，特地舉辦開祠二百八十四年來第一次忠勇公遶境，係由行政院客委會主辦，六堆忠義祠承辦，從10月15日起至20日止，為期六天，遶境六堆各鄉鎮。六堆忠義祠每年辦理的春、秋兩祭，是六堆重要宗教文化活動，透過祭儀的參與，體會六堆客家先民移墾禦敵之堅韌族群精神；保有傳統儀式的三獻祭儀，是六堆祭祀文化的特色，具有傳承深化後代子民的教化意義，歷年來都受到官方與民間的重視。所以，以北台灣「義民節」作為台灣客家人的身分識別，乃是片面不周全的，而且也不被六堆客家人所認同。

    如果有機會去看看客家人的房子，即使不是住在傳統的伙房，通常也會在大門或是正廳高懸「堂號」－如「西河堂」、「彭城堂」、「豫章堂」、「隴西堂」、「太原堂」「三省堂」…等等，這些堂號無一不是大陸上的地名或是與歷史人物有關，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慎終追遠，表示客家人無論移居至何處，總是念念不忘自己祖先所從出之地，飲水思源，何錯之有？就像是我們在台灣所使用的身分證，過去註明的是「祖籍」或是「籍貫」，現在一律改為「出生地」，其背後心態如何，其實不問可知。有心的客家人仍然教導自己的孩子，他們的「祖籍」或是「籍貫」是甚麼？祖先來自何處？即便是客家人的墳墓，幾乎都是刻上「祖籍」或是「籍貫」，或者是「堂號」，寫上出生地是「台灣某地」的反而極為罕見。這是客家人千百年來潛藏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不可能因為人為政治力的干預而改變，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在此表露無遺！

    前面說過，客家委員會還有一個隱而不顯的任務，就是打造台灣客家人的本土文化認同。不幸（或者說是幸運）的是，這個企圖並不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文化認同不能與政治認同畫上等號，以「桐花」作為台灣客家的識別符號就是一個不成功的例子。否認台灣的客家人來自於大陸中原地區，發源於黃河洛水，是正統的「河洛人」，並不一定代表某一種的政治認同，更不能作為「愛台灣」或者「不愛台灣」的判準依據。其實我們知道，台灣北部的客家人，支持以國民黨為主的政治勢力較多；南部六堆則以支持民進黨為主的政治勢力為主。各有各的政治認同，而此政治認同即不可與文化認同或文化辨識畫上等號。企圖以政治認同取代或是等於文化認同，不僅辦不到，也是一個愚昧的行為。客家委員會歷任的主事者，豈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在台灣的政壇上，聲嘶力竭高喊「愛台灣」者，常常是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財富甚至生命最重大的罪惡人物之一！所謂「同島一命」卻只不過是騙取選票，狂撈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漂亮藉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