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楊堅本質上應該算是好人，他非常痛恨大官行為不當，在都城裡派了許多親信當特務，一知道那個大官做了不好的事，立即加以重刑；他極端痛惡官員貪汙，派了許多手下去假裝賄賂，誰如果收了，一定死路一條。除此以外，他也痛恨治安不好，只要有人偷別人一錢或三人合偷一瓜，一律判死刑，如果檢舉別人偷盜，則把那個人的財產沒收，分給檢舉人。楊堅以為自己是以道德治國，實質上卻是最不道德的治國。整個國家給他搞得烏煙瘴氣，很快就國家崩潰，整個隋王朝只混了卅九年即壽終正寢。如果用今天的概念來解釋，楊堅所搞的那一套，即是典型的道德法西斯主義。那是一種以道德為名的胡作非為。因為他可以用道德來自我合理化與自我偉大化，他的一切胡作非為也就有了理由，而可以亂搞到底。

　隋代楊堅式的那種道德法西斯亂搞，現在已不可能存在；但與它有近親相似性的亂搞方式卻仍然繼續。最近，檢調單位放話，宣稱要嚴懲大學教授以不實單據核銷國科會研究補助經費弊案，並要依貪汙罪論處，可以說即是一種道德法西斯。

　對台灣學術研究狀況有理解的都知道，我們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贊助機構乃是國科會，而得到國科會補助的，卻要按規定核銷；但主持計畫者多半不會也不耐煩來處理這種報銷瑣事，多半交給助理來處理，而助理則相互介紹，而委交給幾家做帳公司來幫忙，於是做假帳，以假發票核銷之事遂告出現。這乃是歷有年所，相沿成習的陋規，它是報銷制度這種政策所形成的對策，大家都知道，因而以前都睜隻眼閉隻眼不太追究。這種事就和以前的國務機要費和特別費相同，都是報銷制度所催生出來的，要說是陋規或違法，它的確是違法；要說它不是違法，它也不是違法。它是報銷制度殘留下來而未清理掉的尾巴。因此它是教育研究界的歷史共業。

　對於這種必須用轉型觀念解決的問題，就需要當權者本於歷史的認知，將以前的研究報銷制度做出新的調整。我們以前那種把每個人當賊看的報銷制度是否還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學術教育界乃是個特別需要尊重和自由的領域，是否可以本於信賴原則，將研究經費的核銷大幅減化？先進國家是怎麼做的？只有新的報銷制度能夠形成，舊時代留下的尾巴才有清理掉的理論基礎。

　但今天的台灣卻不是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而是檢察總長召集台灣高檢署，以及若干檢察官員，草草的開個會，就將此案定了調，這是以不實單據浮報經費的重大弊案，必須依貪汙罪論處。由檢察總長處理此案的態度，我們已活脫脫的看到了司法道德法西斯面貌。他們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更大的問題。本文一開始時提到的隋代法律暴君楊堅已在台灣復活。

　一個社會應該做的，乃是統治階層以仁治國，講究輕政簡政，當政府的官吏少做擾民之事，各行各業的人民就不必在如何規避責任，如何陽奉陰違等負面事務上去傷腦筋，如果大家都能把精力用到正面事務上，這個社會自然會蒸蒸日上。如果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們自以為有道德，動輒視別人都不可信，那麼他就會成為苛政的源頭。台灣的檢調單位準備用貪汙罪來辦一百多個教授，這種把學術界的人都視為貪汙者的心態，或許可以滿足他們自鳴得意，自認優越的道德高尚感，但卻為台灣的苛政打開了一條新路。

　近年來的台灣，已愈來愈喜歡用楊堅式的道德來治國，已治出來一堆苛政。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一百多個學者教授也被辦成貪汙犯，甚或瑯璫入獄，因為那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話！（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中國時報 【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