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真的很用心的作了這一個專題，雖然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原本對於社會政策就是比較敏感也比較能體會，到底這個制度好不好？但如果一個一般民眾的角度來看，聯合報作了這個專題，我看了一後真的很感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做到如此細心，這個政府真的可以讓很多國家的政府學習。

在台灣出生卻沒有生存機會的李啟娟，父母爲了照顧她辦了「福利移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詞，一個國家居然可以這樣給其他國家不是有錢人移民，不但如此，他們全家移民到瑞典之後，政府馬上派一組官員協助他們，評估阿娟的狀況，然後給他們一張建議單，甚至要他們去學習瑞典語及繼續進修，以讓他們能夠在瑞典有謀生的技術。

以下是聯合報的報導：

由病人到公民！」瑞典「障礙者國家行動計畫」開宗明義的宣言，總結了瑞典看待障礙者的終極價值：他們不再是病人，而是與其他公民一樣，有權利與義務，有參與社會、獨立生活的平等機會。

也就不難理解，瑞典政府為何願意在一名重殘者如阿娟身上，投下可觀的福利，只因為「人權無價」。

曾在台灣抱著病兒一籌莫展的黃鳳嬌（啟娟的母親）直白地說，當初如果沒有到瑞典，「不是阿娟死，就是我死，或是兩個人一起死」。這話聽來可怕，她解釋，阿娟是三歲到瑞典，才學會吃飯的；卅年前的台灣，有醫師勸她讓女兒早點投胎，阿娟只能喝流質，營養不佳。即使活了下來，若沒有瑞典的福利照顧，只靠家人，可能早就像台灣許多重殘者家庭，被照顧重擔拖磨到垮了。

在瑞典當了餐廳老闆的李益（李啟娟的父親）細數，為了一個人，政府的投資實在驚人。阿娟上中學時住校，廿四小時有人照顧，一個月要十萬克朗（克朗與台幣匯率約一比四點五），政府埋單；規定周末一定回家和家人相聚，政府出錢用計程車送她回家。當李家由首都搬到南部大城馬爾摩開餐館時，在斯德哥爾摩就學的阿娟放假要回家，政府會派專人陪著重殘的她搭飛機南下，專人自己飛回去；假期結束，那人又飛來護送阿娟北上，陪她回學校，聽來不可思議。

阿娟畢業搬回馬爾摩家裡，她所有的生活設備，包括「三台車」（室外與室內的電動輪椅、協助站立行走的全身式助行器）、電動床、移位機等等，都屬市政府提供，所以由斯德哥爾摩市移交到馬爾摩市，李益記得那時點算，移交總值居然高達一百萬克朗。

阿娟想獨立生活，政府出錢租了「阿娟的厝」，月租五千六百元克朗；接著派工人來改裝。李益算著：門及玄關加寬、去除門檻、特殊衛浴、電腦設備等等，比照家裡又打造一次。李益說：「在瑞典，這些工錢不得了！」

無法就業的障礙者，政府提供每月六千克朗的生活津貼；再上五千六的房租，阿娟一個人就得到一萬一千六百元。市府也以稅金支付聘請父母及大妹作為輪班的照顧者，每人工資是三萬多元，三人就是九萬多。

「瑞典一個月至少花十萬克朗照顧我們。」，李益說。瑞典教了他一課：對人的尊重，是這樣不計代價；即使開餐館得繳很高的稅，但小孩上學免費、不用擔心生老病死的生命風險，「我很甘願，也很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