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事事被選舉牽著鼻子走,執政者把米酒降價、咖啡漲價都當作「大事」,在野黨則凡事扯後腿;雙方競相比賽喊價加碼,使各種政策都變得畸形。最近政府決心將老農津貼制度化,要脫離「選舉加價」的泥沼,這是好事。以此為範本,各種制度都需要回歸到長期整合的軌道來規畫,讓專業領導政策。一個重要的例子正是器官捐贈移植。
台大醫院愛滋器官移植風波發生以後,各界譁然,台大柯文哲醫師承擔下行政懲處,且由於他個人的直言性格,很多發言引發議論,在立院接受詢問時亦生風波。但這些反而模糊了器官捐贈和移植議題的焦點。現在事件稍平息,各方專家陸續提出建言,衛生署也開始研擬開放非血親家族的跨家族配對活體移植的可行性,都是希望把問題統合並制度化,以免重蹈覆轍。
根據資料顯示,台灣每年僅有大約200例器官捐贈,但等待移植的患者高達7000人,其中大約八成是等待換腎。台灣移植醫學會的醫學院教授也投書媒體表示,台灣洗腎病人五萬多名,每年洗腎費用高達330億,等待換腎者眾,希望政府增加有關器官捐贈和移植的推動經費。而台大風波之後,柯文哲醫師也提出一些不為外人知的問題核心,包括醫院「各自為政」,勸募到器官的醫院有優先分配權,但若醫院本身沒有病患要移植,就可能對捐贈者消極對待,甚至大醫院只求顧好「樁腳」小醫院。大眾這才了解,小小台灣每年只有200多例器官移植,但竟然劃分為十個器官勸募體系,各體系人力不足,協調不足,出事是遲早的事情。
從專家建言來看,愛滋器官移植事件看似個案的偶然,卻是缺乏事權統一的器官勸募制度下的必然。悲劇既然發生了,究責是一回事,但如何亡羊補牢,盡快將器官勸募和移植統一事權,才是當務之急。台大的要命失誤引發輿論撻伐和立委再次藍綠對罵之後,應快快將事件導回制度建立和專業處理,每年三百多億的洗腎費用不是「大事」嗎?政府應責成專家修訂政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