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魂》這齣戲，並不是在說一個畫家的靈魂，而是一個畫家在筆下畫岀其他人的生命與靈魂，這是我的領悟。

之前談到潘玉良的機遇和城府，劇中的角色說道：「為了一次對的機會，願意去冒無數次可能錯的險，這就是我。」

不能說一個女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個人的私慾和心機之上，人生苦短，該把一切都看作美好的風景，作為一個藝術家，潘玉良有其獨特之處，她向來都關心自己周遭的世界，並且將生活轉化為畫筆下的豐富色彩，從窗邊的花瓶、桌上的擺飾、濃艷的倌人，一直畫到她自己憂鬱的表情。

或許與她相識的徐悲鴻可以畫出《放下你的鞭子》這麼悲憫世人的主題，一個曾經在妓院待過的女子所描繪的同伴，更顯示出同樣高貴的企圖；一個畫家是否高貴得足以建立一個莊嚴神聖的形象，而絲毫不顯出粗俗的斧鑿痕跡，這種理想怎能說是對於藝術的冒瀆和不敬？

潘玉良擁有極其堅強的意志，為了挽回自己的尊嚴，寧可付出自己的寂寞。對她來說，那些一個人飽嚐痛苦的日子，會不會比忍受寂寞的日子還要好得多呢？

我曾經去找了一些和潘玉良有關的紀錄，看這齣連續劇，簡直可以完全表述一個女性的自我成長：可憐的孤女被賣進娼家，因為一個男人而委身為妾，復因許多男人的提攜、幫助而揚名國際，比如和潘玉良私下頗有交情的劉海粟，或者是她丈夫潘贊化的諸多好友陳獨秀、李叔同、蘇曼殊等，都是當時有名的知識份子。

更深入的描述，特別是女性之間的妒恨、相知，電視劇婉轉地演了出來，可是石楠女士的書中，反而對女性特殊的友誼著墨甚少，彷彿潘玉良一生真的在紅塵中打滾，只受男性的拔擢，讓人感覺切入的角度有些偏頗；無論是邵曉蘭和潘玉良的情誼，或者是她的法國姐妹安妮絲、潘贊化元配賢珍、洪野夫人、軍閥之女安娜等人，都缺乏深刻細膩的描寫。

究竟女人向來對同性異常苛求？女性不懂得別的女人心？還是，女人敵視其他的同性，只是為了在男人當家的社會意識下安身立命？

歷史上的潘玉良其人，個性非常倔強，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跟別的男子談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定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

潘玉良心繫中國，除了表現在她對宣紙、毛筆之類的熱愛，還有她待在國外多年，始終沒有申請入法國籍的想法有關，她更服膺傳統從一而終的女性美德，潘贊化在世的時候，她的身邊沒有別的男人，而在潘死後，頂多就一個贊助的王守義而已。

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年輕女子，特別是一個出身污濁惡劣的環境中的女子，應該早就看慣了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交易，為什麼她可以在巴黎守了幾十年呢？

這樣的保守想法，對她選擇過孤單的日子似乎不難，但第三項就絕對影響了她在巴黎藝術壇的利益，二次大戰前，歐陸的文化藝術都由納粹和日爾曼人主導，強烈的排外主義簡直無法讓外國藝術家在歐洲生存，而到了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形密切，然而當時重掌藝壇大旗的是劫後餘生的猶太人和法國人，這些人也不見得多能接受外來者，特別是一個華人的女子，如果拒絕與掮客級的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簡直要靠機運。

這樣一個在艱苦環境中求生存，還能表露自己藝術理念的女子，是不是很偉大呢？

中年的潘玉良自畫像。

有成就的男人總是女性心儀的對象，有事業的男人畢竟也是比較可愛的。

關錦鵬導演從剖析男性的另一種角度岀發：他所強調的幾個男性人物，都是在得意時沒有多大可觀，反而在失意落魄的當兒，卻能顯現出偉大的情操和個人魅力。

在這齣戲中，我特別喜歡的是扮演李弘（弘一大師）這個人物的不知名演員，此人本身的氣質非常出眾，有一種演藝圈中幾乎找不著的出世神情，演員本身可能就有相當的修養，他的岀場更帶有一種瀟灑儒雅的意味，一襲長袍馬褂的文士模樣，簡直讓人心折，並且不斷著迷於那份獨特的神采。男人啊，還是有氣質高下之分的！

故事中的李弘和現實中的李叔同一樣，都惋惜著曾經愛過的日本情人，並且每每從寬容大度的立場來看待朋友們，最後在遺憾與嘆息中出了家，每當看見潘贊化含著眼淚高唱「長亭外，古道邊」這幾句知名的歌詞，實在讓人鼻酸。

如果說這齣戲最值得人玩味之處，比如幾個女性角色的對比，或者是幾個男性人物的對照，特別是李弘（李叔同）在人生最燦爛輝煌的時間點上，同時在文壇和畫壇上都站穩了大師級的腳步，忽然決定遁入空門，據說他的日本妻子在外頭嚎啕大哭，怎麼也喚不回丈夫，弘一大師選擇了愛物外的佛法，親友們卻無法理解在這恆有邊際的世界之內，一個功成名就的男人，何以想要追求精神上的無形超脫。

與李弘（李叔同）同樣選擇出家的蘇諾（蘇曼殊），如果說李從皈依佛門提升自我的性靈，蘇在人生的觀點上就顯得十分具有戲劇性，可惜本劇受限於女主角潘玉良的際遇，無法多作著墨，倘若有人能拍一部蘇曼殊的電視劇，並且找關錦鵬這種心思細膩的導演來拍攝，必然可以引起相當的話題。

蘇曼殊總共三次出家，其人早年和潘贊化、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創黨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蔣百里（曾任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張繼（國民黨元老）、馮自由（曾任國民政府總統府顧問）這些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相當友好，他們在日本仿造義大利獨立統一的革命領袖、政治思想家、兼任燒炭黨成員與作家的醫生之子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所創立的革命團體，成立了以海外日本留學生為主的「青年會」，關切時局變化的革命思想，使他與陳獨秀顯得特別親近，這幾個年輕人在辛亥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自是相當重要。

革命成功，民國肇造，這些民主與自由的信徒，忽然沒了敵人，於是有些人或展開對政治的狂熱（如陳獨秀），或謀個一官半職（如潘贊化），或在藝術文學取得大師的名聲（如李叔同），蘇曼殊則發揮了一個改革派信徒的角色，他與潘贊化的絕裂，便是出於潘贊化任職蕪湖海關監督，卻終於向政商勾結的名利場低頭的結果。

蘇曼殊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知識份子，他可以為了李叔同的愛情放聲哭泣，也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展現文采，並且痛批時局和官僚政客的無恥，這樣一個激情性格的男人，懷著無比果敢的意志過自己的生活，為何後來也棄塵絕俗當了和尚呢？

壯士的理想無法實現，以及情場失意的痛苦，使他無法得著解脫，於是蘇曼殊放棄了自己，和李叔同為了尋求自己相反，兩位大師選擇佛門當作清淨之所，卻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出發點。

在劇中，蘇諾（蘇曼殊）因為瞧不起那些勾結的商會老闆，就寫了篇文章大爆蕪湖海關內幕，這位幾十年前的爆料天王，使得好友潘贊化在海關不見容於政商人士，潘贊化因而受到牽連，不得不引咎辭職，並且登報公開道歉，然後與蘇諾（蘇曼殊）從此沒了友誼，老死不相往來。

劇中飾演潘贊化的胡軍！

「好人往往是最容易被時代出賣的。」

於是，在這個故事一開頭有如聖人般存在的潘贊化，呈現了波瀾壯闊的人生起伏，與他的女人最後的成功相對比的，是潘贊化悲慘的落寞結局；關於這個故事，或許最突出的，就是表述了潘贊化的人生起落與命運的無法預測。

潘太太的牌搭子說了一句古往今來所有政客的名言：「官大沒油水，管什麼用啊？」

潘贊化當了海關監督，商會要看他的面子辦理進出口、繳稅、查察危禁物品等，自然就有不少油水可撈，不過潘贊化不是那種貪婪的男人，打從民國成立之前，此人就加入了同盟會，後來跟著參加了雲南起義，書寫了許多平等和自由的論述，還在擔任海關監督的同時，好心資助他那些一窮二白的文人朋友，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其實潘贊化本人是一個相當偉大的人物。

他和世俗的男人不同，和潘玉良的戀情，以及理想主義對抗政商雙重壓力的後果，造成了與平庸妻子賢珍之間的隔閡，或者可以說：潘贊化愛全世界，愛中國，愛他的理想，愛他的朋友，愛潘玉良，卻不愛他自己。

劇中的潘玉良說了一句描述潘贊化的評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潘贊化這樣一個追求理想的青年，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由於家族的利益和老母的關說，讓他進入蕪湖的海關任職；海關雖無龍蛇，雜處的卻是比這些猛獸還要可怕的卑鄙商人，有些人可以大剌剌出入妓院當公開的嫖客，有些人則是比真小人還可惡的偽君子，以一個充滿對新時代抱負的青年來說，為了養家活口而混跡其中，有時還必須睜隻眼閉隻眼，簡直是一種極其痛苦的折磨。

不能說，潘贊化是一個沒有用的蠢男人，沒有辦法在利益與金錢導向的時代中活出自尊，我反覆看了幾遍這個悲傷的故事，愈發覺得早年的潘玉良是一個稍微自私自利的女孩，許多時候沒有考慮後果，而潘贊化這樣一個總是為別人付出的男人，最後卻在被朋友（蘇曼殊、陳獨秀）怨懟、被妻子（賢珍）仇恨，甚至得面對情人（潘玉良）遺棄的悲哀。

一個在戀愛中努力要活下的女人，從不確定自己未來走向的朦朧隱約，終於知道自己該走純粹西洋油畫的路線，終能在表現女體發展出獨特的情懷，一個女人再怎麼膽大，嫁給一個男人當小老婆，還敢走出這一步，若是沒有人引導、默許，又怎能創造出如此自由的未來？

如果沒有遇到潘贊化，潘玉良想要出人頭地，必然得面對現實守舊派的強大壓力；比如在上海美專的時候，她公開展出了自己畫的裸女，這些畫的出現，某個程度代表了潘玉良此時的狀態、心情和反抗傳統的觀念，美專校長劉海粟支持她，可是說是一個藝術欣賞者對畫家的賞識，然而潘贊化卻接著讓她出國留學，對一個出身妓院下女的潘玉良來講，簡直是恩如再生父母。

然而，早年的潘玉良並不怎麼感激他，反而將潘贊化的付出與關愛視為理所當然，在劇中她說了：「這碗粥是你賞給我吃的，但是吃在嘴裡，有我的滋味。」

甚至於潘贊化的夫人賢珍，都在他丟了飯碗之後埋怨地哭著：「你為什麼要對得起所有的人，然後跟我說對不起？」

這些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潘贊化總是為了別人犧牲自己，比如他為了家人去當了技術官僚，卻忍受著燈紅酒綠，艱難地保持文人風骨；比如他為了理想出錢出力，最後還惹怒當道，不但沒了工作，更失去了所有身邊的朋友；比如他為了潘玉良承受妻子的憤恨，又為了滿足妻子的要求而冷落情婦……

潘贊化的人生，可以說是為了愛著這許多人而活著，甚至於是為了愛許多偉大的理想而活著，不瞭解他的人會笑他癡傻，懂得他所有哀愁的，也許只有最後在死前懊悔不已的潘玉良而已。

潘贊化肖像畫！

潘贊化是一個存在時代夾縫裡面、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他的周遭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人，更多的是自私自利的親友，不能說他後來將家產敗光、胡亂投資、受人詐騙的過程都是他自己的愚蠢，潘贊化的寬容和付出，使得那些利用他的人個個一生快活，而他自己卻仍活得淒慘不堪，最終寂寞了度殘生。

相反地，潘玉良一步一步往上爬，展現的是一個女人如玉般美好、堅韌多情的內心世界，這也應當是她渴望達到的境界，無論是表達對藝術的熱情，或者是活出自己人生的強烈渴望，不管她曾經多有城府，還是真的很堅決、勇敢地走出每一步，一個女人讓人無法漠視的才華和企圖心，導致她與潘贊化兩人的關係急劇轉變。

在戲中的諸多角色，本身演技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如何表述民國初年的社會現況，以及人們處於混亂時代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和他們所強調的觀念與想法；不可諱言地，胡軍所飾演的潘贊化，從頭到尾都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男主角，潘贊化是那樣一個易感多情的男人，也因為他對別人的寬容而害苦了自己，每當看見潘贊化生自己的氣，卻忍著不願對別人表現出來，他和情感外放的潘玉良，從頭到尾都是最兩極化的對比。

一個男人若是沒有女人，就算事業或者做人成功，也會落得寂寞，比如弘一大師李叔同，或者是三度避世的蘇曼殊和尚；潘贊化所受到的壓力，或者他自己本身的個性承受不了的時候，他從未以言語或暴力來壓制女性，即使不光采地和另一個男人糾纏同一個女人，他也只是把牢騷發洩在時不我予的情緒中。

也許，讓一個男人最感到難堪的，就是他的女人成就比自己還高，能力比自己還強；潘贊化向來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無力，不論是面對家人朋友，或是無言地買醉來避免和潘玉良正面衝突，潘贊化還是讓人同情，但絕非憐憫。

後來，從海關離職之後，潘贊化成為變成一個中年發福、蓄著鬍髭、笑容無奈，平日還有點嘮叨的中年男子；對於這樣絲毫不加美化的主角，胡軍並沒有遮掩潘贊化人性中的軟弱，無論是年輕時對於一個懵懂少女的呵護，或者是對於那個成熟婦人的憐惜，潘贊化對潘玉良的情意，表現得實在複雜多端。

潘玉良的女體！

藝術家都是自私的表現者，為了表現自己所感觸到的情緒和想法，這種人一定要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裡，有時會忽略身邊的人為他們付出過什麼，他們儘可以在文藝作品中發掘出分外深刻的感動，或是粹取出巨大強勢的自我，但就是無法體恤別人的心情。

藝術和文學究竟是什麼呢？孩童般的自我，沒有絲毫利他主義，並且只單純為了自己、為了那些想要瞭解自己的人而展開行動，Rosy我可以簡單用這句話來作結：這都是屬於自私的產物啊！

潘玉良曾經從幾個不同的角度觀察潘贊化，對他誠懇體貼、連一點保留都沒有的感情，她還是為了自己做出許多決定，或許她本人並非百分百是這樣一個冷淡、不知感恩的女人，人是會隨著時間和環境而逐漸修正生活方式的，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她理解的自己和愛人，應該也不一樣。

《畫魂》表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剖析的態度，所以從戲一開始，有一個老年潘玉良的聲音，從頭至尾貫穿整齣戲，在不同的段落裡，這蒼老的聲音就伴隨許多畫面出現，某些情境搭配著那些油彩，除了回憶還是回憶，一個藝術表現者總是用自我的經歷來當作表現手法，年華老去的潘玉良，在去世之前的病床呻吟著、歎息著、痛苦著，短短的瞬間，回顧的是她幾十年的人生、她的所愛、她的傷感，更多的則是深刻的愧疚。

也不能說潘玉良是一個不會感恩的女人，隨著年齡的成長，她開始體會潘贊化有兩個家要養的處境，她第一次從巴黎回到國內時，曾讓潘贊化從家鄉把年少的潘牟（劇中叫作「小碩」）接到上海，當時潘贊化剛從蕪湖海關辭職沒有收入，她在生活上對小潘牟無微不至地關懷，還敦促他讀書，也讓這個少年後來對她十分親近，甚且親密度還超過與潘贊化的父子情誼。 

潘玉良：窗前的女體

一九二八年，潘玉良學成歸國，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教授，雖然已是知名畫家，但她仍不能被潘贊化的大夫人接受，多次戳她出身低賤的痛處，加上當時社會無法接受她的出身，報章雜誌更是不放過修辱她的機會，潘玉良不堪其辱，只得痛別潘贊化，從此寓居巴黎，沒有回去故鄉。

她孤身一人在巴黎，繼續繪畫及雕塑創作，主要以賣畫來維持生計，二次大戰鳴鼓開鑼，一九四Ｏ年，納粹德國佔領巴黎，潘玉良的畫室沒了，就在藝術家為了生存下去不斷逃離法國的當兒，她還困守在自己小小的公寓，戰時的生活到了非常窘困的地步，而就在潘玉良最潦倒孤單的同時，王守義伸出援助之手，從此也進入了她中年至老年的單調生活。

王守義是河北省高陽人，出身貧苦，父母都是農民，後來跟著同鄉李石曾，由上海啟程到了法國半工半讀，近代兩批知名的公費留學生，有清朝末年的留日運動，潘贊化與陳獨秀等人，就是百年前公費留學的代表人物，另一次即為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Ｏ年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潘玉良是第二批的學生，當時能出國的，不外是富貴人家的子弟、才能與成績優異的學生、有靠山有背景的年輕人，由於潘贊化的幫忙，潘玉良或許該算作最後一種，藉由丈夫的關說，而終於成功到法國學習西畫。

第二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公費留學生，例如周恩來（前中共國務院一至四任總理）、郭隆真（回族知名女共產黨員，死於白色恐怖）、傅鍾（中共解放軍一級上將）等，共有一百九十七人，有的學生在各種文學藝術上大放異彩，有的卻走去政治性的革命行動，前者締造了中華民國，後者卻與前者共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王守義怎能去了巴黎，誰也不曉得，據說他只有中學畢業，法文學得不好，在巴黎書沒念多少，人卻跑去挖煤礦，還在飯店當洗碗工人，後來學會汽車駕駛和修理技術，跟著租賃汽車，幫人運輸貨物，日子過得非常辛苦，繼而考入巴黎航空駕駛專科學校，拿到了飛機駕駛員證書。

在巴黎，王守義沒去當飛機駕駛，卻和同鄉一起開了一間中菜餐館，此時結識了同樣窮困的潘玉良，這個生活擷据的女畫家，在法國待了四十年，若是沒有王守義慷慨解囊，潘玉良將沒有每日裹腹的麵包和咖啡，還要繳畫室的租金、購買畫布和顏料，王守義扮演了雪中送炭的角色，沒了他的幫助，可能她早就客死異鄉了。

對潘玉良來說，男人的善意是點燃她黑暗中的燭光，比如最初的潘贊化，美專的劉校長也算一個，接著是王守義，或者是拍攝她一生故事的關錦鵬……

藝術家需要與世界接軌，除了文化性的交流，還必須不斷擴大藝術視野，王守義與潘贊化都做到了這些，特別是早潘玉良一些時日到法國的王守義，除了幫潘玉良舉辦沙龍美展，也陪她出入個別朋友的藝術沙龍，彼此交流畫技，這是困在蕪湖的潘贊化所做不到的。

他陪潘玉良出入凡爾賽宮、羅浮宮、巴黎聖母院，岀錢岀力，還陪她在凱旋門、巴黎鐵塔和塞納河、羅亞爾河畔寫生，這樣一個懂得藝術家的男人，讓潘玉良獲益良多。

王守義還設法籌資，多方奔走，為潘玉良舉辦大小不一的畫展，從巴黎當作起點，一路往瑞士、意大利、希臘、比利時等歐陸國家，持續舉辦畫展，於是潘玉良聲名鵲起，得以將自己的作品放在世人的眼前，卻不會遭到人們的奚落和鄙視，在歐洲的自由氛圍下，欣賞藝術才華的人，很少會在乎她是否做過娼妓。

潘玉良的繪畫和雕塑，後來引起轟動，被法國教育部、巴黎市政府及各大美術館、博物館收藏，先後獲得法國金像獎、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藝術聖徒獎、意大利羅馬國際藝術金盾獎、巴黎大學多爾列獎，在上海美專飽受白眼和警察單位的監控，簡直就是屬於昨日的夢魘，自由發表和隨之而來的讚譽，也沒有讓她迷失自己，或者將自己的過去一概遺忘。

女人的成熟，往往需要時間的粹煉，學會感恩，也要在失意和孤獨之後，潘玉良開始思念潘贊化，身邊的王守義或許是個親密的男性朋友，卻不是她眼中的丈夫；或許，王守義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但是潘玉良始終不願委身於他，更不願將潘贊化的姓氏改掉，她持續寫信回蕪湖，信中表露了想念和感謝，在這麼多年之後始致謝忱，似乎有些晚了，可是潘贊化從沒有責怪過她，只因他是那樣一個寬大為懷的男人。

抗日戰爭到達白熱化階段，南京陷落日本侵略者之手，潘玉良幾度寄信到蕪湖和上海，怎麼也沒了潘贊化的音訊，直到近廿年之後，她纔收到潘贊化的來信，得知他在安慶居住，並任安徽省文史館館員之職。

她想回去自己的國家，簽了合同的畫必須完成，還有早已安排好的畫展需要如期舉辦，更糟糕的是國共內戰的爆發，潘贊化來信說他的兒子潘牟（潘贊化大夫人所生）接著被打成右派分子，潘贊化在信中要潘玉良注意中國時局，由於共產黨已經執政，她必須與年輕的潘牟和美專校長劉海粟等人劃清界線，潘贊化暗示她不宜回家，此時的共產黨早就忙著對抗藝術文化工作者，潘玉良只好繼續留居法國，在畫壇努力站穩腳步。

又過了十二個難受的思鄉年頭，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七日，中共與法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身為共產黨員的王守義，寫信給中共駐法大使館，想要詢問潘贊化的情況，這自然也是出於潘玉良的心意，可惜的是，潘贊化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去世了，潘玉良期待與丈夫團圓的夢想破滅，六十五歲的女畫家，身邊陪伴著年長她一歲的朋友王守義，直到此時，她纔和王守義正式同居，但，還是掛著潘家的姓，更由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使她終其一生都無法回國，享受應得的榮耀和讚美。

許多人認為潘玉良兩度離開中國，只是因為她不喜歡那塊土地，其實完全相反，潘玉良在畫中表露出來的中國人文情懷，會不會全是思鄉情切的一種反照？ 不能說，潘玉良是個喜歡利用男人的女人，她讓王守義住在家裡，只是讓他就近照顧飲食起居，這個六十五歲的女人重病在榻，需要一個細心體貼的人隨侍在側，王守義就是最好的人選。

老年的潘玉良照片。

做人，但求明哲保身、對人無過，然後纔能無怨無悔地活著嗎？

時常想起電視劇中那生性豪放不羈的蘇諾（蘇曼殊），後來又想起與現實類似的陳篤之（陳獨秀），那些書生模樣的年輕人信馬由韁，就著國事大談特談的故事，到了後來，彼此曾經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卻都紛紛反目。

故事圍繞的安徽蕪湖，除了知名的張恨水曾經居住過，許多名人都在此歇腳閒話，安徽公學是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學校之最著名者，以培養革命幹部、散發革命種子為教育宗旨，擔任教授的，皆為革命領袖人物，除陳獨秀外，還有劉申叔、陶成章、周震鱗、柏文蔚、張伯純、蘇曼殊等，各地的革命領袖人物薈萃於蕪湖，安徽公學成了當時長江流域中部的革命運動中心，長江流域中部地區的文化運動，匯集於此，大江南北的有志之士，全都與蕪湖互通聲息。

我總記得《畫魂》最後的幾幕，在許多繽紛的色彩之前，是潘贊化那黑色的背影，只是這麼一個場景，看著潘玉良畫著一個沒有臉的男人孤寂的背後，潘贊化的確是畫中最可歎的靈魂。

《畫魂》講的單單只有潘玉良這個女人的心嗎？是以獨自的剪影留住美好的回憶？還是嘆息芸芸眾生那些悲慘傷感的命運？　

潘贊化本人在外形上端莊渾厚，他是一個開明的知識分子，一個革命者，曾參加同盟會，在革命起義中灑下熱血。但是，今日誰還記得有他這號人物？

潘贊化是陳獨秀的好友，潘玉良進入上海美專，並不全憑成績出眾，而是潘贊化請托陳獨秀到劉海粟處介紹、斡旋的結果，一九一三年潘贊化和潘玉良結成伉儷，證婚人是陳獨秀。一對新人沒有幾個讀者認識，可這個證婚人呢？

陳獨秀從日本回到安慶之後，還是清朝末年腐敗的政局，國內情況危急，國外風聲鶴唳，康有為這群保皇黨失敗之後，一些青年志士原來主張維新，紛紛改變態度集合群力，想要以實際行動啟發民智，救亡圖存。這種情操偉不偉大？

那天，陳獨秀在演說會上高聲說道：「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人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

參加這場演說會的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和桐城、懷寧二公學的三百餘名學生群情踴躍，台上的人說話氣象萬千，台下全體贊成，沒有人曉得潘贊化花了多少心思造了那舞台，也沒有人知道《愛國新報》除了陳獨秀、潘贊化等人起草社章，這份報紙還是潘贊化一人獨立拿錢辦出來的。

愛國學社的宗旨為「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以武力達到革命效果，這說得很明白，但是，沒有人知道，號召別人奮起革命，也是要花錢、花心血、拿命來搏的。

陳獨秀又聯合潘贊化等人，在安慶北門大拐角頭藏書樓，日日發起革命性質的慷慨激昂演說大會，許多流血革命的資料從日本帶回中國，本來他們想學日本明治維新的知識份子，可是在當時又覺得時機不對，陳獨秀拿命跟滿清當局搏鬥，潘贊化則用家族的錢賑濟這些同袍戰友，可是，今日沒有人感念潘贊化，唯有一個陳獨秀大岀其名。

或許，這也十足說明了潘贊化的個性，他從不把自己放在理想的前方，但他身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可能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如此，只除了一個姓潘的理想主義者；或許在電視劇中，許多人看著《畫魂》那窩囊自傷的潘贊化，覺得他後來跑去巴黎依靠潘玉良，純然是為了當小白臉，亦或是走投無路所致，但這全都是誤解，是膚淺的判斷和偏見。

在潘贊化最可悲的時候，卻是潘玉良最風光的日子，他想在巴黎辦華文報紙，被當地華人騙得一毛錢也沒了；玉良卻發表個展，在會場上，所有的人圍著她拍手道賀，說她是有高度天份的畫家，可是，支持這個畫家走出第一步的，是那個神情萎頓、荷包空空的中年男子，他那複雜難堪的各種情緒，使人不禁感慨起來。

最後，潘玉良決定去潘贊化的蕪湖老家，跟丈夫作最後的訣別，戲中的潘贊化一個人孤單待在房間裡，只見到潘玉良那纖瘦的背影，從古老樸拙的院落中出現，然後消失在綠色的森林之中，接著畫面定格在潘家大宅的門口，潘贊化悽慘的哭聲悶悶地傳了出來，然後放大為壓抑不住的悲苦，簡直讓人斷腸。

《畫魂》在典雅的背景音樂醞釀中，充滿了氣勢磅礡、寬廣澎湃的許多故事，而刻劃細膩、情節動人之際，也將歷史所看不見、聽不到的宿命旋律，化為各個角色'所流露出來的色彩；從纏綿悱惻的戀情進入感恩的衷情，這齣戲並不是在訴說女人的成長而已，它也在直指人心的深處，那些最偉大的、最哀傷的、最惋惜的，還有最難以遺忘的回憶片段。

難忍的回憶中，劇中的潘玉良面對著法國塞納河的波光，心中想著丈夫，然後畫出他的背影，然後說：「我永遠都只能站在他身後。」

因著這句話，表面上看似她以藝術成就了這個男人，實際上，成就她的是這個男人的背影，而且是這個男人形孤影隻的背影。

潘玉良讓畫作有了靈魂，那些在戲劇中表現了自己靈魂的角色，從故事中活岀了許多幻想，同時也表現了事物真實的一面，這是《畫魂》，在不同的畫面中展現的、各色各樣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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