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溫鐵軍影片：「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社會治理經驗，為什麼基層社會治理成本高？ 」之我的感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3wheOxi9l8

看了溫鐵軍影片之我的個人感想：「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社會治理經驗，為什麼基層社會治理成本高的原因 」

簡單來說▲這矛盾可以歸結為中央集權VS市場分工，越是現代的社會大數據人工智能資訊科技和交通都極其發達，中央集權應該得到強化，但是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過度強化的中央集權，會導致官僚主義降低整體經濟效率，官僚主義不只是政府而是任何大型組織包括大型資本公司都有的現象，歐洲古典時代是商業社會和重視貿易的海洋貿易文明，中國春秋戰國是封建社會，但是越往後面中央集權就越是強化，明清中央集權強於 宋朝所以宋才會有木蘭買馬的問題，不然宋朝怎有宰相，還有相權？但是清朝卻沒宰相，可見從底層到上層社會都沒有完全被中央控制，有很多分散式平行處理的機制，市場機制也是一種無數的資本家控制的不統一的分散式平行運算系統，但這還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生產資料還掌握在私人手中而不是國家社會和無產階級手中

之前我在其他地方論述過市場經濟的本質 ，市場經濟是由無數的勞動生產者、資本家、消費者甚至是無數的人組成的一套平行分工體系，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和表現出具有比官僚主義高的效率主要原因在幾個方面

1.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社會，交通、資訊、土地、能源、森林、自然資源、人口、大氣、制度等有太多「生產要素」需要進行統一優化計算，因此個人不論他是多能幹的獨裁者還是多能幹的資本家，都不可能完全處理一切信息，所以只好交給一套平行運算的系統，也就是貨幣和商品經濟的分工，「那隻看不見的手」貨幣商品經濟發揮作用反而是高效率的，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經過程，到了一定階段自由市場經濟又不可避免的會碰到一個瓶頸

2.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很複雜得事情或組織管理有可能被扁平化，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更強的資料處利能力和分析能力、更好更快的交通，更低的網路通訊和溝通成本、對社會科學更精確的認識，利用科技和生產力讓管理組織和流程的扁平化在造變成可能，國家資本主義開始表現出一種超越自由市場經濟的效率，但是這時候還不是民主制度，因為生產資料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且由少數人所控制，少數人占有全社會勞動成果的矛盾越發明顯

3.官僚主義的本質，其實是一種科層式架構，每一層的人對上一層的負責信息傳遞經過幾十層會失真，而最高層無法理解底層的需求，最底層的無法知道整個經濟體的全貌和運作的真相，這不是只有國家才存在的現象任何大型組織企業都存在的現象，一個只有10個人的小公司和1萬員工的大公司官僚化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而有14億人口的國家官僚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最高統治者無法具體干預每一件事情否則他1天只有24小時，古代社會皇帝只有能透過烽火台和養馬的驛站來進行全國緊急通訊，貨物只能靠南北大運河或極奇低效率昂貴的陸路運輸

在以下這篇文章中有提及★房地產制度應該如何做頂層設計才符合「社會主義」也是相同的原理在提高效率

http://blog.udn.com/rinoalove486/127091879

我一直以來主張的社會住宅分配方法，不是那種「蘇聯式赫魯雪夫樓」公家分配房屋單元房的分配方法，因為每個地段都有級差地租存在，級差地租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城市土地區位的不同使用價值不同之緣故，而要優化土地利用效率必須結合市場經濟手段 簡單來說

▲社會的勞動被少數地主佔有成為地租，有一個解決方式政府蓋永遠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或公屋，然後這個住宅租金以市場定價，出價最高的標得租房權，把收來的租現金流加入社會總地租資金池，這個資金池除以全國總人口變成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平均值返回給人民，以平均法退還給每個人，這樣地租越大他的正反饋效應越大也就是每個人無條件基本收入越多就抵銷掉租房的成本，正負的現金流互相抵銷每個人繳的租金=0元，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用級差地租調節不同地段區位的租金，而且公宅不需要估價師這就避免了官僚主義，要租在最好的位置上就要多付出超過無條件基本收入的金額，而住在3-4線城市租金可能少於無條件基本收入額，就是你賺到的補償金，而住在平均房租的地段上就剛好抵銷等於免費，另外租約不能訂太長最多只能租5年，5年後重新競標出價最高你可以重新得標一次只是租金價格更新為5年後的市場價格，否則有人可以利用時間套利70年前低價買入租約然後永久壟斷住在這裡

補充：關於城市基礎建設使用成本的分攤

關於城市基礎建設成本應該以公有制地租現金流支付(從全國總地租資金池預先扣除)

如果房地產是公有的所有房子是不能買賣的公宅，房租(地租)的收益能夠競標現金流歸公有，直接從現金流收益預先扣掉建築地鐵或捷運的成本(分幾十年折舊攤還)餘額在分配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同時解決城市私有制房價太高的弊端，租房成本高和地鐵或捷運建設成本高的問題，而不是蓋了捷運之後把利益都落到私人地主、房產主手裡增值讓窮人承受這種地租租房成本上漲導致生活成本上升被這些吃租的私人給賺走，因為蓋地鐵或捷運造成的房地產增值是假的，只是一種房地產私有制導致預期未來現金流收益(地租)被資本化虛擬的房價增值，是因地鐵或捷運等基礎建設造成的經濟正外部性，這種經濟正外部性是社會的勞動成果被土地所有者佔有，地租是勞動價值創造的，是這種地租的收益增加導致房地產價格(地租被資本化的價格)的增加，因此不能學孫中山那套搞什麼土地增值稅，應該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定價，房地產和土地價格的價格偏離勞動價值論的商品價值(平均必要勞動時間)，違反價值規律，他只是一種金融資本對未來預期現金流的折現值，那是一種虛假資本也就是地租的資本化

為什麼抽房產稅和土地增值稅效果很差的馬克思主義解釋

至於為什麼不能抽房產稅，原因在於房地產稅的稅率是根據房屋的價格來做為稅基例如1%抽的，因為房地產價格是虛假資本房地產價格不可能準確測量是隨時都在變化的虛假資本價格，因此通常各國政府的公告價格和實際價格之間都會有一個偏差，這種偏差就是城市級差地租的來源，因時因地都不同，如果不根據地租產生的第一性原理來設計房地產制度，必然有人可裡利用制度漏洞來套利，整個房地產稅制度的荒謬在於，如果不廢除房地產私有制就不可能廢除地租的私有化，不訪這樣說，現在我們假設官僚主義可以隨時隨地測量每個不同地點的房價是多少並且以市價為稅基而不是公告價格開徵1%的稅率並且現在房價是P1=1000萬元，那麼這種房價不是靜態的價格，回隨著房產稅1%的開徵而下跌(因為馬克思地價的邏輯就是資本化的地租價格)，因為如果市場的資產平均收益率是4%原本房地產的資產收益率也因為利潤化平均的趨勢而趨近於4%，因為資本有從低利潤率往高利潤率產業流動的特性不管他是虛假金融資本還是真實資本，那麼根據這種原理根據利潤率平均化趨勢，房產稅開徵土地的利潤率下降也就(年地租的淨收益/房價)=4%，那麼私有制房主的套利空間剩下4%-1%=3%房價必然下跌25%重新調整到原來的4%，結果政府的稅基又變了，就從P1價格下跌25%成為P2=750萬，而在下一期房產稅一樣以市價開徵1%的稅那麼下跌為P3然後是P4、P5、....P100，這樣「螺旋式的反饋效應」每一個輸入結果都會做為輸出結果重新導入輸入結果就是反饋機制，因此房產稅以市價開徵是不合理的，所以現實世界中每一個國家政府官僚公告的房屋價值做為稅基和市場價格都有一個偏差，例如台灣房地產實際有效稅率可以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三不等，因為市價被低估了5-6倍甚至10倍的狀況都是存在的，而且不同區域城市都有不同的級差地租這可以稱為房地產稅測不準原理(有點類似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你一用測量市場價格開徵房產稅，房價就下跌，然後你就要重新測量一次，更新結果在下跌，這在實作上是不可能的，只會導致官僚主義和產生特定利益團體套利空間，「從地租產生的第一性原理分析」設計一個長期的制度也就是不廢除房地產私有制就不可能解放房奴，所以孫中山那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土地增值稅和房產稅都是荒謬的，你只能造馬克思的房地產公有制方法來同時結合市場定價，你應該只是要能低成本廉價居住並且自由的遷移到任何和一處城市區域居住而地租會阻礙人口流動降低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城市化率，不應該把公有的土地和房產變成私有的產權，才可成真正實現「房住不炒」

各國社會住宅制度的弊端

1.新加坡組屋制度的弊端

新加坡的組屋制度長期的問題在於，因為沒有考量供給和需求是動態的，城市每個地區的級差地租都不同，所以組屋供給和需求不能平衡，「價格管制造成短缺」不能很靈活的選位置(選擇要住城市中心還是遠一點)也需要長時間排隊，加上半私人產權的存在，本國國民還是可以收租，也就是租房給外國人，造成外國移民房租偏高，那麼這本質上還是一個半私有制，剩餘價值被私有化

2.蘇聯赫魯雪夫樓制度的弊端

蘇聯的赫魯雪夫樓制度包括古巴和北韓，1980年但中國房改以前的單元房其實都是學蘇聯的赫魯雪夫樓制度當年是在官僚計畫經濟體制之下，也就是官僚決定誰是國企員工誰就能進城工作誰就分配政府的住房，雖然私人沒有產權，結果還是造成嚴重資訊不對稱資源分配不公和圖利特定少數利益團體的結果

3.美國房地產制度的弊端

美國除了房地產稅率造成上面那些難題以外，人口密度很低的原因在於城市地租的存在導致大量中產階級搬到郊區別墅居住，這就浪費大量石油和能源和強迫窮人購買汽車，而汽車貸款就佔拒窮人生活成本，因為人口密度低美國地鐵系統和公共交通不發達並且只有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才有，美國房地產私有化和前面提到的房產稅是不可能定價的，這套制度運行下來造成能源消耗量巨大和半強迫每個人買汽車造成的高成本、環境破壞和浪費又是一個問題

4.中國土地使用權(地上權)制度的弊端

因為中國在90年代因為改革開放而房改出現商品房，房改前最早人民沒有私有產權，房子都是公家分配的赫魯雪夫樓類似古巴和北韓稱為單元房，而中國大陸憲法規定土地國有化，因此土地是不能私有的，這是新中國革命後的正當性成果，於是官僚就想出一個辦法把地下權也就是土地使用權出讓70年，讓土地出讓拍賣成為地方政府稅收來源，房主在購買後這70年沒有地下權但有地上權，但是這套制度因為出售時間長達70年因此實際運行上就跟私有土地制度的權力一樣了，比如說上海20年前房價只有現在30分之1，而地租(房租)會始終佔有人均GDP一定比例，因為20年前沒人能預測上海20年後人均GDP會多高，因此早期低價購入70年地上產權的房主就獲得暴利，是以20年前的地租購來購買一種地上權(近似於私有制地價)因為房租或地租是一種隨社會生產力擴張佔有其他人勞動的生產關係，所以私人佔有的社會勞動(地租或房租)隨人均GDP的擴大而擴大，食利階層和小資產階級也就跟著擴大，相對的無產階級就被這些小資產階級剝削，地租漲了20倍 那麼根據馬克思的公式 「房價=年地租/地租收益率」在利息率或地租率不變的情況下房價會上漲20倍，如果地租淨收益率就是公式當中分母隨市場降息(不考慮銀行槓桿的情況下)而減少，是央行本質上被動依造市場價格定價的，那麼利息率的和地租率的差額就存在套利空間，地租率一樣會受到利息率的下降而下降，房價也會上漲，這是馬克思分析出來的兩個土地價格上漲機制，1.第一個機制因地租增加造成土地價格上漲和2.第二個機制因利息率或地租率的下降土地價格上漲，大陸最近幾年的房產調控政策是治標不制本的，比如限購(搖號)本質上是一種價格管制會人為造成短缺導致排隊很多年，限貸限制貸款成數(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房地產槓桿率降房價)但是市場還有其他套利機制，而還有人全現金房，本質上都沒有解決房地產私有造成人口從限制農村往城市流動的人口流動限制問題，因而造成之前說的城市化率速度下降、地租被房產主私有化、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或經濟增長率放緩，總之不廢除房地產私有制不可能真正圓滿解決問題，那房住不炒最終就不可能實現，只要房地產是商品，就存在價格套利機制(投機)或者剩餘價值現金流(地租)

為什麼應該這麼做的原因在於城市級差地租的本質

　　級差地租是城市地租的主要形式，它與農業級差地租由土地肥沃程度、位置不同和投資差別所形成的優劣等級不同，城市級差地租主要是由土地位置和投資所決定的。城市中的地塊，位於市中心還是市郊，其地租水平有極大差異；而任何地塊又都可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增加收益，形成級差地租；如果原來的土地區位優勢差距消失了，新的更大範圍的區位優勢差距又會出現。因此，級差地租永遠是城市級差地租的主要形式。根據區位和投資的不同，城市級差地租分為兩種：級差地租Ⅰ是由城市土地位置的差異引起的超額利潤，在我國應當完全歸於國家；級差地租Ⅱ是由於國家或企業在地塊上進行投資使土地增值而形成的。其中由國家投資的部分應當歸於國家。級差地租一般都產生於土地經營的壟斷特點。

　　城市級差地租可以分為巨集觀和微觀兩個層次：

　　(1)巨集觀層次的級差地租是從城市在全國分佈中的比較而論的，包括以位置差異為基礎形成的城市區位級差地租、由產業投資與公共設施投資因素綜合形成的城市功能級差地租和依賴城市規模經濟集聚的“自然力”形成的城市規模級差地租。

　　(2)微觀層次的級差地租主要指一個城市內部的級差地租，一般按形成要素分為區位、產業和公共投入部分，與經濟高位區(市中心、副中心、商業繁華街等)的距離是城市內部綜合級差地租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級差地租的存在會使各類選址形成自由競爭，從而導致效益最高的單位佔據市中心位置，效益比較高的單位佔據市中心以外的位置，而效益較差的產業和居民區則處於接近市郊的地帶。

城市土地租金的特點

　　城市土地相對於農村土地，其經濟特性主要有：

　　(1)稀缺性。城市土地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相對缺乏；

　　(2)報酬遞減性。城市土地上的建設樓層超過一定限度，投資利潤將持續下降；

　　(3)儲蓄性。城市土地能起到一種儲蓄銀行的作用，一般不會貶值；

　　(4)區位性。城市土地的“地段”極其重要，位置常常是決定其租金和價格的關鍵性因素；

　　(5)交通依賴性。城市土地的交通條件極為重要。

城市土地租金和農業土地租金的比較

l.城市土地租金的形成依賴於社會條件。農村土地的利用，雖然也要投人勞動進行開發，但農作物生長更多地依賴於土地的自然條件，因而農業地租的形成與自然條件的差異關係密切。而城市土地是作為具有城市功能的土地發揮作用的。城市土地則需要人們經過長時間的開發，投人大量土地資本改良原有狀態，也就是由社會條件形成的。例如，要使荒地或農業用地轉變為具有城市功能的土地，必須進行平整土地，興建道路、橋樑、供電供水等管道，建立排污、排漬、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等多方面的土地開發活動。通過對土地的投資，使土地資本與土地物質相結合融為一體，成為適合於建設需要的城市土地。城市基礎設施越健全，交通運輸越發達的城市地段，其土地資本含量就越高，土地價值和地租、地價也越高。可見.城市地租主要是由社會條件形成的。

2.城市土地租金來源於平均利潤形成之前的扣除。無論是農業土地租金，還是城市土地租金，其實體都是剩餘價值，但作為農業地租和城市地租的剩餘價值有不同的來源渠道。在農業生產中，由於土地所有權的存在，阻礙著非農業資本向農業轉移，使農產品能按照高於生產價格的價值出售，由這種農產品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部分而形成的超額利潤，轉化為農業絕對地租。而城市各產業部門，由於資本的轉移和利潤的平均化，使那些有機構成低的部門的超額利潤，不可能轉化為城市地租，因而只能在剩餘產品的價值中先扣掉地租部分，然後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化，最後形成平均利潤。

3.城市土地租金往往與建築物租金難以分割。由於城市土地的主要用途是“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它的過程提供活動場所”，因而城市土地的開發利用，必然離不開地面建築物的建設。地產與房產不可分割的特點，決定了地租與房租、地價與房價的密切聯繫。商品房產權的買賣、租賃，包含著土地產權的買賣和租賃，地租、地價往往隱藏於房租、房價之中，地租、地價的變動又為房租、房價的變動所掩蓋。正是由於地租與房租難以分割，在土地產權和房屋產權不清晰的場合，往往造成城市地租被土地使用者所佔有，也給城市土地投機提供了可能。

計畫經濟的條件和方法
制定與執行計畫的機關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監督計畫的執行、並對計畫加以調整呢？要讓計畫獲得成功，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
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必須對下列三個方面進行一番簡短的分析：
（1）專門的國家機關，即由中央與地方的計畫委員會組成的體系；
（2）作為市場調節機制的商業；
（3）蘇維埃民主，即群眾對經濟結構進行積極而即時的調節的機制。
只有把國家計畫、市場與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論文《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繼續說道：

　　如果存在一個可以將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猜想中的普遍觀念——該觀念可以同時記下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進程、能夠量度它們運動的動態過程、能夠預測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先驗地擬訂出一個完美、全面的經濟計畫，上起小麥的畝產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紐扣。官僚機構常常設想只有這樣一種觀念才是可操控的，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擺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在對其精神資源進行評估時犯下了可怕的錯誤……
　　大量在經濟中活動著的參與者——國有的和私有的、集體的和個人的——必須要由計畫委員會的統計測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強制來正式宣告他們的需要及其相關力量。計畫是受到檢查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來實現。市場調控本身必須由其機制所引發的趨勢決定。部門擬訂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說明其經濟效益。離開了對盧布的控制，過渡時期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堅挺的貨幣單位，商業計算只能增添混亂。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著說道：

　　然而，工業發展和將農業帶入廣闊的國家計畫的層面讓領導層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質量問題被推上前台，官僚機構破壞了富有創造力的首創精神和責任感，沒有了這些，將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質性的進展。官僚機構的弊病在大產業中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它卻連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業、小規模地方工業，即所有那些與人民靠得最近的經濟部門……
　　按照一種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機構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廠是有可能的——然而，毫無疑問這要花費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發展，經濟就越是陷入與官僚主義如影隨形的質量問題不能自拔。蘇聯的產品彷彿都打著冷漠的灰色標籤。在國有經濟下，質量需要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一種批判和首創精神的自由——這些條件同一種恐懼、謊言和諂媚甚為流行的極權主義制度是不相容的。

202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