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重回中國的統治之下，所有和日本政府有關之文字、建築及意識型態等因子，都會被「五千年的傳統中華文化」所取代。例如神社多半都會被拆毀、鳥居或石燈籠上的「明治」、「大正」等字眼，也多半難逃以水泥泥封的命運。但就在拜訪過瑞芳公園內的忠魂碑後，卻發現這個和歷史有關的建築，除了基座年久失修有些傾頹、碑體上的文字除了少數幾個字，經風化難以辨識外，其餘的一切堪稱良好，讓我感到有點意外。

到底應該說是它的位置太過偏僻，所以知道的人太少，又或者是瑞芳的長輩太善良？才沒有把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加以破壞？若再把李建興擔任官派鎮長初期，於瑞芳舉辦了一次「五二七」追悼會，會中有人提議組織「對日報復會」的因素加以考量，管見以為，此地未遭受破壞的主因，應該是地處偏僻，加上雜草叢生等兩因素，成為了忠魂碑的最大護身符。

若由碑前平台環顧四週，再考慮「左右有抱，後背有靠，堂前有照，照中有泡」或是「玄武懸鐘，青龍盤遠，白虎獸踞，朱雀明夷，來水之元，去水迴環」的風水學觀點來看，此地還真的有那麼一點「好穴位」的感覺。也難怪在碑後的小山坡中，被人挖了五、六個小洞，並放了幾個「金斗甕」在洞內。

再由正面「忠魂」二字，依順時針旋轉的各面碑文如下：

「台灣軍司令官　安藤利吉　　茹圭」

「明治二十八年領臺ノ際陸軍中將能久親王御統率ノ下二近衛師團ノ精鋭ハ澳底ニ上陸頂雙溪ヲ經テ基隆ニ向フノ途次六月二日此地ニ於テ有力ナル賊軍ト會シ激戰數刻遂ニ之ヲ殲滅ス後守備隊ノ此地ニ置カルルヤ當時名譽ノ戰死ヲ遂ゲタル勇士八名竝ニ守備隊ノ戰病死者六名ヲ此地ニ併セ葬リ墓碑ヲ建テ之ヲ祀ル
　此等十四勇士之赫々タル遺勲ハ臺灣統治ノ礎石ニシテ永ク青史ニ輝キ萬人ヲシテ其遺風ヲ欽仰ニセシムルニ足ル
　今ヤ大東亞戰爭酣ナルノ秋台灣始政四十八周年ノ際シ此碑ヲ建立ジ以テ後世ニ傳フ
　　昭和十八年　臺北州知事　從四位勲三等　梁井淳二」

「昭和十八年八月吉日　瑞芳街長宮川三二建之」

其中以正後方碑文之長度較長，且不易一般人閱讀。經與捏捏姐討論後，翻譯成中文之文意，約如下所示：

「　明治二十八年佔領台灣之時，陸軍中將能久親王統率之二近衛師團精銳部隊由澳底登陸，經頂雙溪向基隆進軍途中，六月二日於此地與強大的賊軍展開遭遇戰，激戰數刻後，終將賊軍殲滅，守備隊並於此地駐紮。當時，榮譽戰死的勇士有八名，與守備隊中病死者六名合葬於此，並建立墓碑以祭祀之。
　　此等十四勇士的輝煌戰功，成為了統治台灣之基石，並將永垂青史，受萬人景仰。
　　現在正當大東亞戰爭發生的多事之秋，並值台灣始政四十八週年之際，此碑之豎立，將永為後世流傳。
　　昭和十八年　臺北州知事　從四位勲三等　梁井淳二」

管見以為，日方之所以會在這邊建碑紀念，可能就是出自於這一場戰役算是自澳底登陸後的第一場正規戰。由俞明震的《臺灣八日記》中，我們可得知俞明震在與部屬商議後電稟維帥（唐景崧，字維卿），意圖以以三路包抄之方式夾擊日軍。一路由大路至相思嶺（現今台62線快速道路與102縣道交會處一帶）、龍潭埔（應為龍潭堵，為現今瑞芳車站後站一帶）、瑞芳（現稱內瑞芳一帶）過九芎橋、小楚坑（應為小粗坑）直抵三貂嶺，為正兵；一路由海邊社寮砲臺（現今之和平島）至八斗、庚子寮（應為現今之海濱里一帶）、九芬山（有可能為現今之基隆山或頌德公園附近）直達澳底，截其歸路；一路由暖暖街至吳朱埕（現今之猴硐）繞出三貂嶺之左為奇兵。

五月二十六日，維帥命吳國華率七百人守三貂嶺。吳新由廣東前來，倉卒部署，諸事不齊備。

五月二十七日，吳國華率四百人先行前往守三貂嶺。

五月二十九日，日軍由澳底登岸。曾喜照所募土勇兩營守澳底；成軍才三日便遇到強大的日軍，均不戰而潰。

五月三十日，維帥命胡連勝、陳國柱、陳柱波、包幹臣等各募數百人前往助戰，但群龍無首且各自為政。

五月三十一日，探子傳來軍情，說日軍前鋒已過三貂嶺，過不久，便到達小粗坑探路兼繪圖；遇吳國華率領之軍隊，進行了一場小形肉搏戰。土勇從旁夾擊，擊斃地圖繪製人員共三士兵及一帶頭軍官。不久包幹臣率三百人助戰，至小粗坑時，見到路旁被殺的地圖繪製人員，就割取首級，想返回基隆搶功，過程中因與土勇爭奪首級。包幹臣便捆綁了土勇，指他為漢奸並將殺之。吳國華據報後大為光火，直接自三貂嶺撤守，與包幹臣一前一後返回基隆。至此，當天晚上於瑞芳防守的台灣民主國守軍，只剩土勇一營及張兆連統領的二哨。

六月一日，劉燕運五架的五管格林快砲、率砲勇三十人至大營，隨之運往九芎橋附近的四週土山擇高處安置。沒想到才剛佈好機槍陣地，日軍便分兩路進攻，一路往上攻九份，一路則直接打瑞芳；還有另一路用以攻打吳朱埕北方，以防台灣民主國軍隊包抄。不久，九份失守。在九芎橋附近的對峙，也因為五架五管格林快砲（日軍記錄為克魯伯山砲）的威力而使日軍有所顧忌。

六月二日，張兆連於九芎橋吹角列隊，日軍押台灣人約三百人來攻。激戰數刻，張兆連率隊衝鋒，但吳國華所部兵疲無法接應，遂被包圍並受重傷。陳得勝率八十人及曾喜照率三十餘人涉溪冒死搶救。後有一人背著張兆連於溪水中潛行，才得以脫困。然而救人的曾喜照也受傷，轉至庚子寮投李文忠營；而陳得勝竟然因救人而戰死。午後，俞明震帶營務處六十四人及武弁五人於傍晚抵達到基隆後，隨即前往與劉燕合營土山上，但吳國華仍回基隆宿營。

六月三日，日軍分兩路專攻土山。俞明震與劉燕被圍，且吳國華沒有率軍馳援，各營也坐視不管，鎗砲聲據形容就像急雨怒潮一般。雙方對峙到十點左右，砲管因過熱無法再使用，俞明震率親兵憑土壕用十三響鎗抵拒（鎗名「云者式」，美國造）。不久，俞明震中彈，被後送至社寮島就醫。至此，瑞芳宣告失守。而就在當日下午，基隆也宣告失守。

以上，我們可知這戰況與日軍之記錄相去不遠，不同的地方多半是因為面子上的問題而多報或少報罷了。但沒想到的是，碑文上的「激戰數刻」，竟然有達三日之久！雖說這第一場正規戰，雙方死傷人數不算多，但卻也因此讓日軍嘗到了苦頭。而且，最令人驚訝的是不到半天的時間，基隆守軍便被打垮，幾乎可以用「不戰而潰」來加以形容，簡直和瑞芳戰役有著天壤之別。

至於安藤利吉署名的下面兩個字，我只可看出其中一個字可能是「圭」，而捏捏姐說其日文發音同「け」，且似乎只有用在人名上。而在「圭」前面的那一個字，就非常難以辨識，其「瀟灑」的程度，可說直逼舊草嶺隧道口的「國雲飛處」及「制天險」。難道，日本人寫漢字都一定要寫成這樣嗎？若像伊藤博文在樟樹灣隧道口所題的「開物成務」，不就非常好辨識，這樣多好啊！經求助市長大哥，並過了兩日之後，市長大哥回覆那兩個字應該是「茹圭」。

就在要離開之時，管見以為這個地點應該要被好好的加以保存。所以在數日後，與好友文清通了電話。但文清在電話中也提到另一個觀點，就是這個地方仍存在著「成王敗寇」的對立文字。依漢人的觀點，台灣民主國軍隊被視為「抗日英雄」；但依日本人的觀點，他們就順理成章被稱為「賊軍」。加上幾年前也曾發生過烏來的「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遭台北縣政府拆除之事件，若要將此地讓政府單位公佈為「歷史建築」，擔心在送件審查的過程中，就會因為這「歷史」並非台灣的「政治正確」而被退件。

歷史不能被遺忘，同時也不該加以仇視。管見以為，保存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應該要不分政治與意識形態。加上台北縣政府，最近似乎在建設「觀光的瑞芳」上多有著墨。若能增加一個能吸引日籍旅客的觀光地點，豈不又會替台灣增加多少的觀光淨流入外匯。

更多照片請參閱《瑞芳公園內之忠魂碑》

備註：

整個忠魂碑有署名及被提及的人名有四位，依日本官階大小列出，分別有：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伏見宮邦家第九子，明治維新時，被推舉為東武天皇，兵敗後被軟禁在京都削髮為僧。明治三年獲特赦還俗，並加入陸軍、率軍團赴普魯士深造。回日本後，任大阪師團長，經甲午戰爭取得首捷，升任近衛師中將。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擔任乙未征臺司令官，並展開為期數月的戰爭。據傳聞於中南部某戰役中戰死後，以其弟伏見宮貞愛親王為替身南下，再由台南搭船返回日本，藉以製造出「傷重返國」的假象。後來於台灣大部份神社當中，幾乎都以能久親王為祀奉主神。例如原本的台灣神社（後來因1944年增祀天照大神後，而升格為台灣神宮，原址被改建為現今的圓山飯店，且原神宮前的兩隻狛犬，還被誤認為是石獅而擺錯位置）及瑞芳神社（原址被改建為現今的瑞芳高工，而原神社前的一對狛犬被放置在鐵道對面的龍巖宮。同圓山飯店一般，狛犬的位置一樣被擺錯）均是如此。

安藤利吉，為台灣日治時期第19任總督，也是末代台灣總督。曾任第21軍司令官、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台灣軍司令官、第19任臺灣總督及兼任第十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戰敗，安藤總督代表台灣總督府和駐軍向盟軍投降，1946年於上海監獄內身亡。

梁井淳二，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日本昭和初期之官員，日本佐賀縣人。其爵位於昭和十六年為正五位勳四等、昭和十八年升為從四位勲三等。依日本皇室儀制令(１９２６〔大正１５〕年皇室令第7號)來看，昭和十六年屬於第四階之高級文官；昭和十八年則升為第三階的男爵等級。梁井淳二於1942年接替三輪幸助，擔任台北州知事，管轄今台北縣市、宜蘭及基隆等地的行政事務。

宮川三二，依瑞芳鎮鎮誌記載，1897年（明治30年）日本政府制訂辦務署制度，敕令各街庄或數個街庄設街庄社長，受辦務署長的指揮，輔助執行部內的行政事務，瑞芳庄始由宮川三二擔任庄長。1938年（昭和13年）瑞芳庄升格為瑞芳街，首任街長為吉田道定。至於吉田道定是何許人也？目前只知道他應該只是個督學，也算是公務員，應該沒有擔任過瑞芳街長。而在日本總督府的史料文件中，宮川是在1941年（昭和16年）以後擔任瑞芳街長。直至1945年（昭和20年、民國34年），瑞芳鎮由官派鎮長李建興接任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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