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貧窮問題與不完全就業問題

（2011-09-27）工商時報【社論】

根據內政部最新一期統計，今年第二季國內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已升至11萬4千戶的歷年新高水準，僅最近三年即增加2萬多戶，這不是一個小數字。依此一速度，再過十年，國內貧窮家庭可能接近20萬戶，不論是從社會層面或經濟層面來看，這都將是一個大問題。

貧窮線取決於不動產、儲蓄及所得水準，三項指標若同時低於政府所訂的標準，即屬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可獲得相關的津貼扶助。直到今年第二季，我國貧窮線的標準未曾大幅調整，因此貧窮線以下家庭的增加，反映的正是貧窮問題的普遍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最後一季可供歷年比較的數字。

因為，新版的社會救助法已於今年七月實施，構成貧窮線指標之一的最低生活費，已由「每人消費平均數的六成」放寬至「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可以預期的是，自第三季起落在新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必然會增加，屆時此項數字將難以解讀，因此有必要在舊版貧窮線走入歷史的此刻，加以檢視及探討。

我們可以將台灣近二十年分為兩個時期，前十年落在貧窮線下的戶數由4萬3千戶升至6萬7千戶，後十年則由6萬7千戶增至11萬4千戶，後十年增加的戶數是前十年的兩倍。這項數據顯示台灣經濟雖然逐年成長，但是贏者圈卻愈來愈小，貧窮的家庭愈來愈多。這並非一兩年的偶然變化，而是十多年的長期趨勢，這一趨勢再往前走個十年、二十年，台灣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模樣，實難想像。

何以貧窮家庭近年快速成長？相關資料顯示，這些年來臨時性、派遣人力等非典型就業及不完全就業持續升高，乃是根本原因。依主計處的調查，每周工時未達35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的「不完全就業者」，已由89年的25萬人升至98年的62萬人；至於派遣人力、臨時性工作者等非典型就業人數，也於去年升逾72萬人。而不論是「不完全就業者」或是「非典型就業者」，其薪資水準普遍不高，約僅全職者的一半。十年來就業型態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落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豈有不增加的道理。

不僅如此，占受僱者人數六成的藍領工作者，這十年來的薪資全然停滯，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平減後的實質薪資，更下滑了6.7％，若說藍領工資停滯十年，一點也不為過，如此能不貧窮嗎？回顧歷史，台灣從未有一個時期的工作型態出現如此巨大變化，也從未有一時期的工資出現如此長期的停滯。我們經常聽聞日本「停滯十年」是如何如何，事實上，台灣這十年來雖然經濟持續成長，但是對於數十萬的不完全就業者、數百萬的藍領工作者而言，這十年與日本的「停滯十年」何異？

台灣社會底層家庭的辛苦，遠比數字所呈現的更嚴重。本報日前報導指出，內政部曾多次與這些弱勢家庭座談，發現他們在外找工作經常四處碰壁，最後找到的工作多數是臨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收入非常低，生活也很無奈，這些家庭莫說買房，連租屋都有困難。我們認為在一個經濟持續成長的地區，而有如此貧窮的現象，僅由放寬貧窮線標準著手，增列中低收入家庭的照顧，並非根本解決之道，只有阻止台灣就業環境繼續非典型化，才能阻止貧窮繼續普遍化。

這確實是兩難的問題。企業為降低成本，自然希望勞工的僱用愈有彈性愈好，解僱的成本愈低愈好，而過去世界銀行發布的《經商環境評比》，在「聘僱員工」一項也明顯偏向僱主；但幾經思量，世銀去年將「聘僱員工」自總評比中刪除，他們修正以往過於偏向資方的思維，並認為政府應該要兼顧勞工保護與僱用彈性。這說明世銀已體認到一個過度運用非典型人力的社會，容或可讓僱主降低成本，但其所衍生的社會成本、貧窮問題，至終還得由全體社會來承受，還得由政府編列龐大的社福預算來救助，如此自非善策。

世銀雖已有此遠見，但我們的政府大員們卻每每為台灣在競爭力評比中的「解僱成本」、「就業僵固性」排名殿後，引以為憾事，總認為該鬆綁勞動法規才能提升台灣的競爭力。我們詫異如今連世銀都改變觀念了，何以執政當局仍無法忘情於勞動法規的鬆綁，如此而創造更多不完全就業者，對台灣社會豈是好事？

近十年台灣貧窮家庭增多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貧窮源自於收入不足，收入不足源於不完全就業，只要非典型就業人口持續升高，台灣貧窮問題就不可能有改善的一天。在政府部門研議勞動法規鬆綁的此刻，我們籲請主政者審慎思量，以免鑄下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