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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5 17:05:00瀏覽3530｜回應1｜推薦1 | |
海嘯在這塊土地撞出了許多洞，來自四面八方的善意，密密地將這些洞補了起來。 距離釜石災害對策總部不遠處，有個臨時搭建的小房子，門口立著「隨時可以報名救災」的告示牌。這日下午，即有二十名志工在門口排隊登記，等著工作人員安排工作並說明注意事項。 在媒體慣以「繭居族」、「飛特族」標籤化日本年輕世代時，這些包著頭巾、拿著鏟子穿梭在滿目瘡痍中的年輕身影將這些汙名踩在地下，奔馳而來。像是三十三歲的菊池隼在地震發生後，立刻到志工中心報到，帶領志工為災民清理屋子，三個月不斷。「我是和JCI（日本青年會議所）的夥伴說好一起救災的。」他的語氣很是輕鬆。
JCI（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青商會）是一九一五年在美國創建的國際青年服務組織，在「訓練自己、服務人群」的信念下，聯合青年們一起為地方服務。菊池隼二十五歲加入了JCI後，就常和會員一起參與社區工作，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精神帶動日本社會力發展。海嘯重創岩手縣，出生於此的他自然義不容辭，投入救災。
「還好我自己開公司，才能這麼任性。」他向我解釋，自己在距離釜石市兩小時車程距離的北上市，開了一家設計公司，災後這三個月，就是個專業志工。
 這天下午，菊池隼帶領著一批年輕志工到受災嚴重的釜石商店街，清掃一間酒吧。酒吧離最熱鬧的商店街只有兩條街，就在一個住宅巷的最外頭，鄰近大馬路。這條馬路被路阻攔切，人車都不能通行，泥濘垃圾大多已清理乾淨，但仔細察看路旁的巷弄，還塞滿了爛泥倒木，維持著受災時的樣子。馬路另一邊的立體停車場也是災難的證明，柱子歪斜，裡頭的車輛此時不過是一個個報廢的五金、扭曲鏽蝕的鋼鐵，看不出車型。
「其實，很多公司鼓勵員工到災區服務啊。還有志工假，會給車馬費，還會捐錢。」菊池隼像是想起什麼似的，立刻補充：五月黃金周連假過後，支援災區的志工大減，旅行業者甚至跟志工團體聯手，推出觀光救災這種一舉兩得的「重建旅行團」。他說，如果有人想當志工，又不夠獨立，怕自己給災民添麻煩的話，可以參加旅行團，很方便的。
說完，他轉頭對其他志工比劃一圈，說今天的進度只有酒吧和隔壁的食堂。
「只有這樣？」話一出口，我立刻意識到自己的輕率。
「就算這樣，一天都做不完喔。」
菊池隼指了指眼前這個不過十坪左右的酒吧：「這個，兩天都不夠。」
「嗯，確實不夠。」我想起二○○一年發生在台北的納莉風災，癱瘓了四分之一個首都，我的租屋處周遭與辦公室同遭水患。大水退去後，泥濘糞屎垃圾堆積一起，花上整整一周都無法將自己的工作區清理乾淨。從不抽菸的我，甚至得靠一根又一根的白長壽氣味，來抑制這災難後的「災難」。
二○○九年的莫拉克風災過後的水災現場，同樣汙穢泥濘濁水的淹積，也令我印象深刻。在這相對乾淨的現場，我那藏在記憶角落的災後清理經驗，突然被翻攪出來，險險作嘔，逼得我不得不嚥下口水，將回憶和感受都吞下肚。
披上螢光綠背心的年輕人面無表情，不發一聲，就只是埋頭工作，各自搬出破爛的沙發木桌椅、清理窗戶邊四散的玻璃、刷清房子裡的泥濘。六月的日頭並不算強烈，況且這裡是北國之北，溫度涼爽宜人，但每個人都汗流浹背，豆大汗水滾進眼睛裡，讓他們不得不時常抓著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額頭擦擦臉。
我跟著兩名年輕人將沙發抬到屋外空地。短短的距離，仍忍不住喘氣。其中一位二十出頭歲的志工，剛出社會，難得有了一天假，便直赴災區幫忙。這是他第一次當志工，卻準備充分：腳穿長靴，頭有頭巾，面上掛著口罩，「網路上都有志工須知的資料。」他說，大家都會先做準備，盡量不造成他人困擾，「當然，食物跟水也要自己來。」日本的志工精神在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後被喚醒。
在這之前，日本的社會力陷入沉寂，當時的年輕人被批評冷血，但阪神地震的發生，讓無數大學生從那時開始前進災區，為災民服務，這年因此被稱為「志工元年」。或許因為阪神經驗如此特別，當地人會特別提到，海嘯過後，第一個趕赴災區的志工團體，便是來自阪神地區。
 但早在阪神地震前半個世紀，民間就有系統性的社工服務出現：一九五一年，一個名為「日本社會福祉法人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簡稱全社協）成立，在全國各地分設志工中心，來建構志願服務的網路體系，當時約九成多的市町村都參與設立。全社協平時多提供老弱婦孺等弱勢團體的社會服務，但在災難發生時，便成為地方的志工媒合中心。
以釜石市為例，當地全社協在定點設置好災區志工中心後，由其他縣市全社協專職人員加入運作，維持十人一組的駐地志工節點。畢竟，救災是一個長期抗戰。我在漁產中心停車場前方，找到志工中心負責人佐佐木英之時，他正拿著點名板清點志工。在太陽下站立許久的他，整個臉被曬得紅通通的，毛巾包在頭上，乍看以為是個年輕漁民。
「想當志工的人，都會到哪裡找資源或者報名呢？」我問。「媒體會宣傳報導。」佐佐木擦了擦汗，「想當志工的人都知道到要到全社協詢問，再由全社協分配到各災區。」「人都這麼多嗎？」我往前指了指。約莫十來位年輕人自行排成一列，等著被發派任務。「剛開始，每天都有兩百個人來我們這裡報到。現在，每天仍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志工，嗯，大概也還是有一百個人吧。」
志工需求太大，流動率也高，什麼樣背景的人都有，像是在隊伍中那一大群穿著深色道服的男子，就是來自東京高野山上的修行者。「雖然修行很重要，但來幫忙災民也是我們該盡的責任。」面對我的好奇詢問，他們回答簡明。
英國記者理查．佩理（Richard Lloyd Perry）深入災區採訪後，對日本人的「責任」有其觀察。他以為，一般而言，災民不會對政府的支援抱持期待，應該群起協力，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在歐美發生類似災害的話，受害者一定會高聲質問：「政府在哪裡？在做什麼？」儘管災後抱持著自立精神的日本人並不算少，但世人仍習慣將這些問題視作天災，而非政治問題，認為日本人是無力的災難犧牲者。「人們或許會這麼想，這種不幸，跟個人無關，跟市民影響力無關。既然非己所能為，就不得不忍耐了啊。」他因此斷言：這是擺脫個人責任的藉口。
從阪神地震到三一一的志工潮，可以被視為人們責任意識的提高，但在具有敏感度的記者眼裡看來，除了無私奉獻的精神外，還意味政府官僚的無能。「你可以稱這個現象代表著公民社會在這個國家穩定緩慢地形成……」駐日多年的美國記者凌大為發現，日本人正以各種方式學習「如何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下過活」：即使三一一確實震出一股新的思維與力量，日本的官僚主義仍不懂得如何應付志工與民間團體。
《朝日新聞》評論員三浦俊明的批判更是強烈：人們以為國家是強大的、個人是弱小的，但日本是個人強大而國家弱小，「每一個日本人展現無比的強韌，但整體來說，我們是一團糟」
災難發生那一刻，大地沒有停止吐息。
人們如在輪轉帶上那樣，規律且反覆地醒著睡著生活著。
沒有人知道某個機台將出現變化，機台上的人更不知道――
這一秒就是命運的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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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