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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22 16:55:39瀏覽238｜回應0｜推薦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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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政治史上，少數國家主導世界政治的現象總是短暫、難以持久的。如果把西方視為一個整體的話，它主導世界已經500多年，算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長的週期了。如果以西班牙、荷蘭、英國和美國這些主權國家為單位來看，美國主導世界政治也近100年，已經是僅次於當年大英帝國的第二大世界性帝國了。
在整個20世紀和21世紀前十年，美國主導地位面臨的挑戰，其實主要是來自西方內部的挑戰。無論蘇聯還是德國和日本這些國家，廣義上都可以歸屬為西方國家。冷戰時期，西方內部分為各自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兩大陣營，中國、印度等總體上屬於第三世界，與兩大陣營的關係都不穩固。蘇聯雖然是美國陣營的對手，但也從外部鞏固了美日歐之間的同盟關係，使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獲得戰略機遇。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獲勝，但在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危機。在失去共同威脅的情況下，價值觀基礎已經無法對沖國際格局調整帶來的革命性壓力。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和歐洲國家不斷上升，美國開始相對意義上的節節後退。到1995年，日本加上德國GDP總量已經大於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和德國對美國的離心力有所上升，向美國說“不”開始增多。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國在西方內部的領導力也相應地被削弱。在亞洲，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和中國相互之間經貿聯繫日益緊密，中日韓自貿區呼聲越來越高。在歐洲，德國和法國在俄羅斯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一度直接高喊“北約已經腦死亡”。美國自己也有所迷失，特朗普總統代表的一派開始對繼續維持美國霸權地位失去信心和興趣。
但在這一階段，世界也出現另外三大變化：一是隨著中國快速發展，中國與美西方的關係發生變化。西方主要是美國重新找到“一個有分量的假想敵”。二是西方內部發生變化。日本與德國等在21世紀開始相對衰落。到2017年前後，日本加德國的GDP已經不足美國的一半，無力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對美國說“不”。三是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進一步激化，到今年演變成二戰後歐洲大陸上最嚴重的一場軍事衝突。
這對美國在不同層面產生不同影響：在世界秩序層面，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所謂“挑戰”終結了美國對自身價值觀體系的普世性假設。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退變為西方體系。美國不再試圖建立一個可以包容中國與俄羅斯的世界秩序。換而言之，美國從世界領導者的自我定位後退為西方世界領導者的冷戰式定位，美國的戰略目標以及“美國治下的和平”都自我瘦身了。在地區層面，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地位上升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渲染炒作為“威脅”，用以鞏固美國與日本、韓國等盟友的關係。在歐洲，俄羅斯的“挑戰”則讓北約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德國、法國在俄羅斯問題上長期存在的戰略分歧，在“保護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衛現行國際秩序”的新基礎上，被暫時彌合了。瑞典和芬蘭的加入，進一步擴大了北約的地理優勢。
如果按照美國極端政治精英設想的那樣，世界格局可以重新按照冷戰模式劃分成中俄對美日歐兩大陣營的話，那將被華盛頓認為是有利於美國戰略定位的“好消息”。建立政治軍事同盟體系，圍剿戰略競爭對手，正是美國擅長的事。但是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是蘇聯。尤其中國，與國際市場、西方體系有著密切聯繫，美國試圖孤立中國、把中國從現行國際體系中擠出去的圖謀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意味著美國試圖以中俄為假想敵建立的新同盟體系，其實是一個鬆散的價值觀體系，不是冷戰時那種包括價值觀、政治、軍事和經濟在內的全方位同盟體系。這個同盟體系與冷戰體系相比：一方面，同盟成員在不同領域的目標不同步。在價值觀和軍事領域，美西方同盟的目標較為一致。但在其他領域，不同成員則有不同目標，步調不一。另一方面，美國在不同領域的領導權不平衡、不一致。美國在軍事領域的主導權最為穩固。但在這場新戰略博弈中，軍事力量所能發揮的作用將遠遠不如冷戰時期。在其他領域，美國的領導地位經常是薄弱的，有時還要向自己的盟友做出讓步。
在這場複雜博弈中，日本與歐洲試圖以美國為主要戰略助力同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某種博弈，以競爭歐洲和東亞秩序的主導權。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在同盟體系內部向美國索取更多的國際政治權力。這樣一來，美國即使實現了戰略上圍攻中國和俄羅斯的目標，同盟體系短期內重新鞏固，但也將無法再把日本和德國“關回籠子”。到目前為止，德國、法國包括美國都在極力拉攏的印度，在對俄羅斯的經貿問題上都表現得“更像中國”而不是像美國。這一現象充分說明，美國這一輪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圍攻，基礎是非常狹窄的。一旦被認為實現了相關短期目標，這一體系就可能會迅速解體。
簡而言之，這個世界已經走在全球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道路上，美國的霸權地位本來是不斷被解構的。一些突發事件，雖然給了美國重整同盟體系、重振霸權地位的機會，但也給了日本和德國等國家謀求“正常國家”地位或追求戰略自主的機會。這一輪大博弈後，美國是恢復“一超”的強大還是繼續相對衰落，仍有不確定性。但日本和德國等可能將擁有更大的戰略自主權，這將會給國際格局和二戰後秩序，包括西方陣營內部，帶來新的結構性衝擊。這既可能導致新的混亂甚至戰亂，也有可能是人類社會進一步邁向多極化時代的一個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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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