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社會：文學裡的社會關懷

陳碧月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專任教授

文學除了認識生活，給人以審美的功能外，重要的還在於對人性、社會和文化所呈現的關懷。文學反映人生，人生又離不開社會，故而作家總將其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遭遇反映於文學作品中。以下舉兩位中國大陸當代的年輕作家──畢飛宇和韓寒的小說加以說明。

一、畢飛宇

1987年，畢飛宇自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分發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那是一個為殘障人學校培養老師的學校，剛去時，內心沮喪，任教五年，離開時，他決定為盲人寫一本小說。他熱愛運動，加上長期伏案寫作，他開始在南京住家附近的推拿中心推拿放鬆，很快的和盲人建立友誼。每次和他們相處，盲人帶來的快樂遠遠超過自己帶給他們的快樂。他們的樂觀讓他感動。

2007年過年後，一位盲人朋友說：「你寫小說為什麼不寫我們盲人？」他嚇了一跳，反問，「你們希望我寫麼？」朋友回答說，當然，他們一直沒有讀到描寫他們生活的小說。自此，畢飛宇開始有意識接觸社會上的盲人群體。

畢飛宇在2008年發表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推拿》。之後，在台灣出版時，說明了他寫《推拿》的動機：「一：中國處在一個經濟騰飛的時期，這很好，但是，有一個問題，沒有人再在意做人的尊嚴了。我注意到盲人的尊嚴是有力的，堅固的，所以，我要寫出盲人的尊嚴，這對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好處的。二，就我們的文學史來看，我們沒有一部關於盲人的小說。以往的作品中，有過盲人的形象，但是，他們大多是作為一個『象徵』出現的。我不希望我的盲人形象是象徵，我希望寫出他們的日常。」[1]

畢飛宇為了人物的飽和度與真實性，他毫不過度矯情地給予殘障人士同情與關愛，而是站在尊重的立場，中肯而持平地去關照那一群盲人推拿師內心深處的黑暗與光明。《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評論：畢飛宇的《推拿》恰恰以很小的切口入手，對盲人獨特的生活有透徹、全面的把握。這部小說表現了尊嚴、愛、責任、欲望等人生的基本問題，所有人看了都會有所觸動。[2]

《推拿》裡的王大夫是盲人，先天的，小馬也是盲人，卻是後天的。同樣是盲人，先天的和後天的有區別。小馬九歲那年出了場車禍，毀掉了他的視覺神經，父親帶著他開始漫長城市之間輾轉求醫的治療，最遠到過拉薩，他們在希望、失望和絕望中度過，最後，當一位從德國回來的醫生宣佈：「不可能會好的」。小馬跟一個手上拿著碗的阿姨，要東西吃，當阿姨把碗給他時，他把碗砸在了門框上，手裏卻捏著一塊瓷片。小馬拿起瓷片就往脖子上捅，還割。沒有人想到一個九歲的孩子會有如此駭人的舉動。醫院在第一時間就把小馬救活了，他的脖子上就此留下了一塊駭人的大疤。

車禍卻摧毀了他的視覺神經。小馬徹底瞎了，連最基本的光感都沒有。但是小馬的眼睛看上去和一般健全人並沒有任何區別。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區，其實也有。眼珠子更活絡一些。在他靜思或動怒的時候，他的眼珠子習慣於移動，在左和右的之間飄忽不定。一般的人是看不出來的。正因為看不出來，小馬比一般的盲人又多出一分麻煩。

盲人乘坐公車是可以免票，有一次小馬剛剛上車，「司機就不停地用小喇叭呼籲：乘客們注意了，請自覺補票。小馬一聽到『自覺』兩個字就明白了，司機的話有所指。盯上他了。小馬站在過道裏，死死地拽著扶手，不想說什麼。哪一個盲人願意把『我是盲人』掛在嘴邊？吃飽了撐的。小馬不開口，不動。司機有意思了，偏偏就是個執著的人。他端起茶杯，開始喝水，十分悠閒地在那裏等。引擎在空轉，怠速勻和，也在那裏等。等過來等過去，車廂裏怪異了，有了令人冷齒的肅靜。僵持了幾十秒，小馬到底沒能扛住。補票是不可能的，他丟不起那個臉；那就只有下車了。小馬最終還是下了車。引擎『轟』地一聲，公共汽車把它溫暖的尾氣噴在小馬的腳面上，像看不見的安慰，又像看不見的譏諷。小馬在大庭廣眾之中受到了侮辱，極度地憤怒。卻笑了。他的微笑像一幅刺繡，掛在了臉上，針針線線都連著他臉上的皮。——我這個瞎子還做不成了，大眾不答應。笑歸笑，小馬再也沒有踏上過公共汽車。他學會了拒絕，他拒絕——其實是恐懼——一切與『公共』有關的事物。呆在屋子裏挺好。小馬可不想向全世界莊嚴地宣佈：先生們女士們，我是瞎子，我是一個真正的瞎子啊！」[3]

後天的盲人和先天的不同，他們必須經歷一次內心的大混亂和大崩潰。在記憶的深處，他並沒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所以他必須先用火把自己燒死。光燒死是不夠的，裡面更大的考驗，是要重塑自我。他需要耐心和時間。後天盲人的沉默其實才更像沉默。其中容納了太多的呼天搶地和艱苦卓絕。

小說寫出了一群在黑暗中摸索、尋找安全感的盲人的生活，因為看不見，他們必須努力戰勝自己，並且和正常人的社會相抵抗。他們和正常人一樣，需要尊嚴、愛情和自我實現。

作者在小說中著重社會世態人情的描寫，以貼近當下生活的書寫姿態，展現了無比的人道關懷。

二、韓寒

被《時代》雜誌票選為201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韓寒，生於1982年，中國上海金山農家子弟。初中時就開始發表小說。1999年，他高一那一年，以〈杯中窺人〉獲得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之後，他集中於文學創作，反抗學校的考試教育，導致期末考試七科不及格而留級。他以自身經歷，發表的首部半自傳體的「成長」長篇小說──《三重門》，反映苦澀的學生生活的青春與無奈，並對大陸現行的教育考試制度提出控訴。

    韓寒是個具有社會人文關懷的人，他在《三重門》中，用其犀利尖銳的語言，對畸形的教育制度提出抗爭，並企圖改變錯誤的政策。小說揭示了大陸近年教育界的社會亂象。一開頭便藉由主角初中三年級生林雨翔反映教育制度的荒唐──

  小鎮一共一個學校，那學校好比獨生子女。小鎮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機構

  的獎項全給了它，……這學校也爭過一次氣，前幾屆不知怎麼地培養出了

  兩個理科尖子，獲了全國的數學競賽季亞軍。消息傳來，小鎮沸騰得差點

  蒸發掉，學校領導的面子也頓時增大了好幾倍，當即把學校定格在培養理

  科人才的位置上，語文課立馬像閃電戰時的波蘭城市，守也守不住，一個

  禮拜只剩下四節。學校有個藉口，說語文老師都轉業當秘書去了，不得已

  才……林雨翔對此很有意見，因為他文科長於理科。[4]

韓寒除了諷刺當時的教育制度，也同時批判了誤人子弟、不適任的老師。除了教師低落的素質外，還有補習、套關係、走後門的升學壓力問題也曾出不窮。

大考前夕，林雨翔的父母為了他能考上市重點高中，花盡心思，買益智補品，還找家教惡補，補課費就達五千多元。放榜那天，林雨翔聽到有個女同學考不好自殺了，林雨翔心想：

當今中國的教育真是厲害，不僅讀死書，死讀書，還有讀書死。難怪中國為失戀而自殺的人這幾年來少了一大幫，原來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已經在中考高考兩個檻裏死得差不多了。這樣鍛煉人心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全世界都將為之驕傲！轉念想這種想法不免偏激，上海的教育不代表中國的。轉兩個念再一想，全國開放的龍頭都這樣，何況上海之外。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未免誇大，但中國的烏鴉是一般黑的。轉三個念一想，又不對，現在的狗屁素質教育被吹得像成功了似的，所以中國的烏鴉，不僅不是一般黑，而且還是一般白。[5]

    林雨翔不怕進不了縣重點，因為「無論無名之輩或達官貴人，只要交一些全國通用的人民幣，本來嚴謹的分數線頓時收放自如。但市重點就難了。倒不是市重點對這方面管得嚴，而是要進市重點要交更多的錢，以保證進去的都是有勢之人的兒子。」[6]

    小說寫出了慘綠少年成長過程的困惑與徬徨，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傳統老師的迂腐鄉愿、升學的沉重壓力、父母的過高期許、初開的淡淡情竇以及同儕的忌妒相交，一層層揭示了青少年在求學生活與戀愛心情上的種種矛盾、空悶、孤寂、困惑、焦慮與荒誕虛無，大膽坦露人性底層的本真、展示其內心隱密的情緒，值得我們對教育方式與制度加以深思。

    富有生命意識的作家會對「慾望」世界提出關懷，韓寒以其獨特的生命文化，表現對人的生存關懷的意圖，以責任和良知關注教育的現實問題。

    而韓寒的《他的國》中也同樣以充斥黑色幽默的筆調，但這次卻從各個角度關懷環保和生態的問題。小說寫小鎮過度追求經濟發展，而造成嚴重的工業與環境污染的荒謬與亂象。

   小鎮引來工廠及外來工人，使得鎮上的居民失去工作，靠出租房屋為生；而招商引資引來的印刷廠胡亂排放污染物，河水被工業用水污染，污染超標，造成附近的動物產生變異，出現了貓一般大的老鼠、牛長成大象，還有挺著啤酒肚老鷹似的麻雀滿街亂竄。然而小鎮並未產生擔憂，而是興高采烈地開展生態旅遊，他們把這些變異動物作為一種飲食產業，大張旗鼓的宣傳，還有更多居民為謀取暴利私，有人自用高壓電線電魚，也有人大量運用化工廠感染所造成的巨大生物，以此冒充「澳洲大龍蝦」外銷。外來企業的繁榮和變異動物所引發的旅遊熱和餐飲熱，一時促進了小鎮的經濟收益。那些變異的動物被餐廳做成菜，賣給前來獵奇的觀光客。

    而食用過變異生物的人都失明了。但是，小鎮依舊維持在瘋狂狀態。後來，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來到小鎮，懸賞20萬徵求一隻大動物。但是鎮民都找不到大動物，他們來到印刷廠外抗議。

    整個亭林鎮都在工業迷霧裡，以前的老街變成交通繁華的餐廳和超市，本來這裡有很多的河流，把這個鎮子分割了開來，一夜之間說要破舊立新，河流都被填上，蓋了新村和商店，後來又說要發展古鎮旅遊，又挖了幾條小河。挖開後，又說河水污染，不利交通，於是又被填上了。最近新任的領導們經過調查和研究，得出結論：亭林鎮的發展一直不順利，是因為鎮區裡缺水，外圍的河流把亭林鎮圍住了，四周河流的水氣，導致運氣不暢、怨氣不散，所以會出現全部官員都被電死事情，解決的辦法就是重新開一條穿過的河流，這樣風水就順了。
    小說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現實，改革過程伴隨著很多問題，道義和利益兼顧的兩難帶來很多無奈和苦痛。韓寒以清晰理性的文本的表現方式，把沉重的痛苦注入人文關懷的視野，並對社會人生給予極大的關注，從更深的層次去探測人的本質，負載著對歷史、社會和人類廣泛問題和困境的生存關懷，直抵生存本真的願望，提昇人的靈魂。

韓寒在這部作品中，關懷著那一群沉溺在商業社會裡，與生存環境對抗、融合的人，寫出了現代人所面臨的矛盾、尷尬與憂患。

    閱讀具有社會關懷的作家的小說，不難發現他們在細膩的社會現實生活流程書寫中，將屬於自己的普照式的社會情懷融化其間。

    在21世紀的商品大潮高漲的環境中，兩位作家都能從關懷「人」的立場出發，強調「精神性」的價值。在慾望橫流中保持和弘揚人文精神與關懷，把握自己存在的意義，以人性透視為核心，藉由貼近現實生活的描寫，呼喚良知真情，尋找精神家園，使文學不失真誠，還有對人物心靈陰暗面的正視。

    對關懷社會的作家而言，他們寫作的神聖使命是對人性的呵護、對生命個體的關懷，能夠對人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對邊緣人的悲歡離合與其關懷。在以往爭取自身權益、關注自我命運外，還充分體察了人性在物質慾望的衝擊下的精神期待和道德願望，展現了作家對文學本有的社會現實責任。

  （原載於《空大學訊》2013年11月，第4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