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應笑我——王安憶〈金燦燦的落葉〉

實踐大學專任教授陳碧月

當王安憶〈金燦燦的落葉〉在一九八一年的《青春》發表後，引起大陸各界不同批評的聲音。〈金燦燦的落葉〉說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莫愁和丈夫原本是一對感情深厚的夫妻，但是他們的婚姻隨著丈夫考上大學後，起了變化。因為經濟考量，莫愁放棄了和丈夫一起考大學的理想，全力支持丈夫，擔負起所有的家務和教育小孩的責任，但也因為這樣和丈夫漸行漸遠，沒有了共同的話題。就在第三者介入他們婚姻生活的同時，莫愁在徬徨悔恨之餘，警覺到自己必須前進，才能填補和丈夫的鴻溝，才能和丈夫的真心重逢。

大陸評論家邵中義肯定這篇小說的主題——「莫愁掙脫痛苦，立志自強的形象告訴人們：愛情的生命須要不斷更新，愛情的獲得不能消極等待而要積極進取」；但是，他認為莫愁的形象寫得不真實、不典型——「從氣昏到自怨，由自怨到奮飛，這對莫愁來講是了不起的飛躍。她是怎樣完成這一思想轉變的？是一種什麼精神力量支配著她？……仔細揣摩，原來是愛情的力量。愛情可以阻止她與丈夫醜行鬥爭，可以驅使她『憐憫』自己的『情敵』，可以促使她自責自問，壓抑住哽咽說出：『我努力，努力使你回來』的話，這種愛豈不更奇怪。」[1]

當然，愛情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他們夫妻的感情是在惺惺相惜的命運中建立起來的，他們本是同學，文革時，由於兩人都不是紅五類，都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在學校只能坐在角落裡，就在這樣的氛圍下，他們建立了比一見鍾情更加牢固的感情。一直到小說結尾我們都還可以肯定，莫愁是愛他丈夫的——不過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女人可以為了愛一個人而接納並包容他的錯誤，這是性別上的差異。男性評論家可能未能理解到這一點，而單單只是從「理」的角度去看，而忽略了「情」這一點。

另外一個因素，當然就是莫愁本身的性格使然。莫愁是一個理性的女子。丈夫有封神秘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北京，但郵戳卻是本市，莫愁原封未動把信交給紅了臉了的丈夫。換作是一般的女人，不是把信給封殺，就是先行拆閱，然後和對方大吵一架。莫愁沒有這麼做，這反倒教丈夫更覺理虧，當然這的確是相當不容易的，可見莫愁仍有心維繫婚姻，她要以理性的作風，把迷失的丈夫拉回來。所以，她「嚴以律己，寬已待人」地自我反省過去的生活——

她忙得不亦樂乎，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充滿了腦子，把原先她喜愛的希金、屠格涅夫、李白、杜甫的位置全侵略占領了。她再沒空閒和興趣去關心別的了……

他走進了新的領域，她仍然留在舊的生活中，他們很難有共同的話題了。然而，她所以留在舊生活中，全是為了他，為了能把他送進新生活。……她以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可是，現實卻再清楚不過了——「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她的犧牲結果是在他們之間築了一道牆，掘了條溝。[2]

無可諱言的是，在婚姻生活中，在原地踏步的人是沒有資格要求一直在往前的人也和他一樣停下腳步的，就這一點來說莫愁的丈夫是沒有錯的，錯只錯在那個和他「討論功課」有共同話題的對象是個女生，他給了這個喊他妻子「莫愁姐姐」的女孩介入他家庭的機會。這是他可以預防避免的，可是他沒有，那當然是他的錯，這是無庸置疑的。

邵中義認為應當讓莫愁的丈夫承擔點責任；另一位大陸評論家鍾金龍也認為作品應該批判莫愁的丈夫，而不是把雙方感情分裂的原因全部歸於莫愁。[3]

這可能牽涉到小說敘述角度的問題，作者是站在第三人稱主角的觀點去敘述，所以她的要求僅限於莫愁自己，並未涉及到莫愁丈夫的內心，但在小說的一些細節我們可以見到莫愁丈夫的愧疚表現。只是作者的重心表現在莫愁，而不在於她的丈夫，因此對於丈夫所要承擔的責任，可以讓讀者自己去評斷。

其實表面上看來，莫愁的丈夫儼然是現代的陳世美——忘恩負義、喜新厭舊，但若深入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不也是整個大環境下的悲劇人物。因為文革耽誤了他十年，又因為現實環境莫愁無法和她一起前進，以致於，他前進了，莫愁卻後退了，莫愁再也走不進他的領域中。他在別人的身上去尋找莫愁過去的影子——那個年輕的第三者是丈夫班上的同學，她來玩過幾次，總是喊她莫愁姐姐。莫愁記得有一次丈夫對她說：

「這女孩像你——年輕的時候。」

莫愁開玩笑說：「嫌我老了。」

「不，」他說，「你還是你，只不過——」他沒說下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