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遙 2014-08-17 14:52:29
一、
在《大外交》這本書的發佈會上，基辛格向媒體介紹這本書的主旨時，講到美國人的世界觀是如何影響他們的外交政策的：
「美國人總是認為，全世界的人本性對正義的態度都一樣，那些和美國對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為受了一時的蒙蔽才會站在美國的對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個外國領導人帶到美國來，帶著他親眼看看美國普通中產階級的生活，他就會衷心讚賞美國價值觀了似的。這讓我想起來我的一個美國朋友，他堅信世界上沒有英國口音這回事，英國口音都是英國人故意裝出來氣美國人的。如果你半夜潛入一個英國人家裡，在他完全沒有防備的時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會像個正常人一樣好好說話了。」
人們常常忘記——別的國家忘記是因為他們從無這種經驗，美國人自己忘記是因為它融入血液從而不需要特別記起——美國孤懸海外，歷史上的內憂外患遠遠少於別的民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使得美國人傾向于認為和平是一種預設的狀態，如果不被邪惡的勢力所打破，本來是可以自動得到維持的。而對待邪惡的勢力不外乎有兩種方式：要麼感化它，要麼征服它。美國人通常兩者都會嘗試，其目的是設法讓人人都走上美國價值觀所展現的康莊大道，然後天下就會太平無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有戰爭」一直是美國傳統信念的一部分，雖然它完全沒有歷史事實的支持。
與此形成鮮明對立的則是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列強們，在那裡每個國家都有一部血淚斑斑的自強史。法國從黎塞留執政時開始就使出渾身解數防止自己被東側的強敵征服，德國要到俾斯麥的時代才從一盤散沙中勉強自立起來，而英國則念茲在茲不忘防止海峽對岸的低地小國落入任何一個歐陸強權的控制從而威脅到自己。沙俄雖然地域遼闊，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強，始終在全力擴張和節節敗退之間反復擺蕩。一部歐洲近現代史就是這幾個大國之間折衝樽俎合縱連橫的叢林鬥爭史，無怪乎十九世紀的英國首相帕默斯頓會說出「國家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句名言來。
於是當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正式登上國際舞臺之後，它和歐洲國家的觀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認為對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國懷著自認為人類歷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誠自信，致力於承擔起保衛和拓展自由社會的崇高使命。歐洲諸國從自身經驗出發，堅信每個國家的自身利益高於抽象的道德標準，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張力會形成動態的均勢，從而實質上有助於和平。有趣的是，雙方的信念都帶來過荒謬的結果：歐洲諸國全力追求均勢外交的結果是把自己拖入兩次世界大戰，文明幾乎毀於一旦。美國張揚普世價值的決心讓它把自己捲入地球另一側東南亞叢林裡的一場內戰裡，幾十萬子弟兵埋骨他鄉，還讓自己陷入了全國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為信念，就是因為它並不反映邏輯，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這本書的絕大部分篇幅都在討論這兩種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歷史的進程。他在評論冷戰初期的美法關係時說到：
「歸根結底，問題乃是國家和國家為什麼要合作。以美國的觀點，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頭來都應該得到相同的結論，因此共同目標多少被視作理所當然，而重點在於以何種機制去執行，促成最終的和諧。歐洲的做法來自長久以來各國利害交互衝突的歷史，調和這些利益就成了歐洲外交的本質。歐洲領袖視和諧為必須逐案檢討的東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細的動作來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敘述從二戰末期到冷戰初期的這十年間，國際政治的要角們——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邱吉爾、史達林、戴高樂和阿登納——是如何在彼此充滿誤解和衝突的過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戰後世界格局的。這也是我覺得全書帶來新知最多的部分，因為它生動地揭示了歷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讓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實本來還有可能是什麼樣子。這問題當然在任何時代都可以問，但在這一段問出來似乎是最發人深省的。
二、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似乎兩者兼而有之。傳統儒家文化確實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是國家行為的一個重要維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個人的行為倫理則完全可以放大為國家民族的相處之道。所以孟子會說春秋無義戰，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話語也常常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即不承認各國對同一爭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個唯一的「正確」立場（不消說，當然就是中國自己的立場），只要各國都以合乎正確道理的方式看待問題，天下自然相安無事。——雖然中國和美國在絕大多數問題上立場相反，但這種思維方式實質上如出一轍，只不過各自價值觀的具體內容不同罷了。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裡國際地位都同十九世紀的美國相仿佛，而真正體會到歐洲諸國日日與鄰國亦敵亦友和戰相間的經驗，不過是近一二百年以來的事。
但這一二百年來的經歷又如此慘痛，以至於許多中國人在內心深處一變而成為徹底的道德虛無主義者，雖然未必宣之於口，但事實上更願意堅信國際社會中強權即是公理，一切正義口號都是國家利益的幌子。他們的信念紮根如此之深，以至於已經不能相信這世界上竟然有人並不這樣想。如果這些人聽到美國總統威爾遜口中被後世稱為威爾遜主義的理想觀念：
「判斷美國與他國之間的糾紛只有一個可能的標準，而此標準涉及兩項因素：我們本身的榮譽及我們對世界和平的義務。」「由於我們要求依據我們所信奉的權利和自由原則，不受干擾地發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們厭惡本身不屑於為的侵略行為，不論它來自何方。」
或者如杜魯門所說：
「我們不會索取別人的領土，也沒有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我們不會索取任何我們自己不願賦予他人的特權。」
或者如甘迺迪所說：
「我國人民曾經為這些權利奮鬥不已，今天我們也要承諾在國內和全世界保護這些權利。我們要讓每個國家不分敵友都知道，我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來確保自由的生存與勝利。」
他們一定認為這是赤裸裸的謊言，要麼是天真，要麼是虛偽，特別是對照美國實際上許多所作所為來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們聽到老羅斯福——他被基辛格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像歐洲人而不像美國人的總統——的話：
「對於威爾遜那樣信任流於空談的和約、不能實現的諾言，卻沒有有效的武力作為後盾，我感到十分厭惡。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麥的傳統，比以威爾遜的態度作為國家永久的方針，對國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義，與沒有正義的武力一樣壞，甚至更壞。」
或者如這一脈現實主義政治的遠祖黎賽留在《政治證言》中所說的：
「就國事而言，有權力者才有權利，弱者只能順應強者的意見。」
這些人一定會引為知己，認為這才是強權的真正心聲。這種世界觀當然有其好處，因為它無需為道德感陷入掙扎，而以自身利益為導向則成為理直氣壯的事。它也無需相信別人的善意，因為所謂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為徹底的惡意的偽裝。這樣的邏輯幾乎不可證偽，因為一切反面論點都會顯得像是過於幼稚，簡直不值一駁。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書中指出的那樣，對他人世界觀的誤解，哪怕是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方向的誤解，也會帶來悲劇的結果。歸根結底，這是因為雙方的區別並不在於善良與邪惡或者軟弱與堅強的程度，而更像是兩個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規則對弈，並且都以為對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種棋。它的危險是相互的，並且很難說對哪一方的危險更大。
而且事實上，完全道德虛無主義的邏輯也不像它看起來的那樣自圓其說。如果國家強大就會得到別人的尊敬和服從，一直以來中國都應該格外尊敬和服從美國才對。如果中國人真的相信強權就是公理，為什麼他們不在 1937 年就徹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為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大師的基辛格，在書中卻格外讚揚了兩位完全秉持理想主義作風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與雷根。兩人的成就有類似之處：小羅斯福總統在美國格外消沉氣餒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挺身而出，帶領國家贏得了戰爭和戰後幾十年的國際領袖地位。雷根則是在冷戰對峙最尖銳的時刻決定領導美國正面應戰，幾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蘇聯逼向崩潰的邊緣。但兩人最偉大之處都不僅僅在於取得勝利本身，而在於他們能夠站在時代的前端，預見到歷史的潮流，自信冷靜地堅持理念，利用超卓的個人魅力耐心地引領人民團結起來跟隨自己前進。大多數領導人無論多麼權傾一時，在這一標準面前都難免敗下陣來。
但勝利未必能夠簡單歸因於個人及其理念。歷史的複雜之處在於它沒有對照實驗，因此因果關係只能假說而無法驗證。以冷戰為例，儘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國獲得了勝利，但這勝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雷根和他的意識形態強硬路線的後果？也許蘇聯的擴張政策無論如何都會導致自我崩潰，只是碰巧被雷根趕上了好時機？基辛格雖然對雷根大為讚賞（即使雷根事實上一手扭轉了尼克森和基辛格大力推動的對蘇緩和政策），但他也認為如果雷根早十年上臺，其理想主義可能根本沒有用武之地。這問題同樣適用於雷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領導人。甚至冷戰本身——雖然由於人們已經如此習慣它，容易覺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為追問的對象。也許美國坐視冷戰開端導致幾十年的尖銳對峙，本身其實就已經是失敗了？邱吉爾就認為，應當在戰爭甫告結束，蘇聯立足未穩時就和蘇聯展開政治談判，全力壓縮其勢力範圍，不讓東歐國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領導的英國無力單獨向蘇聯施壓，而有能力的羅斯福又完全無意玩這一套典型的歐式地緣政治把戲。其結果是蘇聯成為二戰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戰終於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來，這是理想主義觀念無視政治現實的惡果的一個例證。但他也公允地評論到：
「邱吉爾的地緣政治分析遠比羅斯福正確，不過，羅斯福不願以地緣政治條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國參戰，並使它能維護自由大業的同一個理想主義的另一面。假如羅斯福遵從了邱吉爾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強美國的談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國抵抗衝突的能力。」
換言之，美國的觀念雖然未必總能給它帶來實際的好處。但若非如此，則美國本來也不會成為今日之美國。歷史雖然不能簡單的以成敗論英雄，但昔日歐陸諸國日薄西山，而美國成為冷戰結束後唯一的超級大國，終究是不爭的事實。
新的國際秩序事實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歐洲的放大版。在全書的最後一章裡，基辛格正確地預言到冷戰後的世界局勢。新興國家遍佈全球，其分歧和爭端遠較當日歐洲國家之間為深刻。美國雖然獨大，但它調動資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實反而弱於冷戰時代。更重要的是，因為缺乏明確的敵我關係，各個國家共同維護和平的決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戰爭的風險不是減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對此開出的對策是呼籲各國冷靜地判斷如何維護均勢，進而保衛和平，向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協調時期學習，而不要重蹈其後來的覆轍。對於美國來說，這就意味著要克服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以更現實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說：
「美國的經驗鼓舞美國人相信，美國是唯一無可撼動的強國，僅憑意識形態就能無往而不利。在後冷戰的世界裡，這種態度會使無知變為自戀。當美國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脫離世界，當美國十分強盛又十分脆弱之時，美國勢必不能放棄讓它之所以偉大的理想，但它也不應該妄自以為無所不能，而破壞了美國的偉大。」
然而維護均勢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確理解（雖然未必認同）對手的意圖，而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為它不只關乎判斷力，更關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視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書中討論了朝鮮戰爭（這一場戰爭在他後來的《論中國》一書中得到了更細緻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雙方都嚴重誤判了對方的戰略，這一不幸的衝突（對北朝鮮人民來說尤其不幸）本來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結局。二十世紀的其餘幾次重大的悲劇多半也是如此。
這本書寫於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二十年後的今天，國際局勢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預言。總結歷史已經足以讓人悲觀了，展望未來的時候基辛格試圖保持樂觀，但他有理由樂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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