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的公民運動很快就會過度動員，耗盡熱情。這些活動的目的或正當性究竟為何？我想這會是很多袖手旁觀的中華民國公民心中的疑惑。

最近嗆馬活動似乎越演越烈，「包圍馬英九行動」更是鍥而不舍，宣稱要遍地開花。即使馬英九赴雲林科技大學宣示能源政策，也有抗議民眾丟鞋抗議。公民團體更在9月29日聯合發起嗆馬大遊行。包括台灣農村陣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反服貿黑箱作業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反核四，苑裡反瘋車、各路反迫遷團體如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大埔反強拆等運動參與人士，當天都身著黑衣、手舉「幹」字嗆馬，甚至迫使國民黨全代會不得不延期。不過原來宣稱的十萬人，縮水到5萬人，但警方估計其實只有大約5千人左右。

1985公民聯盟繼續加碼：十月十日要圍城。

看到嗆馬群眾這樣的激情演出，其實是很有感觸的。

民主社會是應該容許立場有差異，也應該包容反對的意見。事實上，不同政黨的存在價值就是代表不同的立場及意見的人民群眾。而公民團體或公民運動可以補足政黨代表民意的不足，也具有正向的社會功能。但是公民運動轉型成專業抗議戶，而且行動越趨激烈值得我們關注了。

要理解人類的行為其實並不困難，驅動人類活動的三大要素主要來自恐懼、榮譽和利益。其中追求榮譽以及迴避恐懼的行為來自情感性的需求，追求利益的行為則往往是來自理性的計算。行為還會受到環境的「強化效應」塑造的，某種行為一旦受到環境的懲罰，人就會本能地迴避這種行為，相反，某種行為一旦受到環境的獎勵，就會持續重複，並強化這種行為。在功利的社會，絕大多數的行為都是利益驅動的，因此，非功利的理想主義或英雄主義不單是罕見的，更是絕對值得鼓勵的正向行為。

我們可以檢視進行中的嗆馬行動究竟是如何驅動的。首先，驅動他們的行為顯然不是恐懼。在台灣完成民主化之後，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可以被保證的。其次，除了少數準備參加選舉的人藉此造勢外，嗆馬行為看起來也不像是利益驅動的，因為參加嗆馬的人，他們所主張的事項與他們的自身利益無關；他們看起來也不像是動員來的群眾，因為動員來的群眾基本缺乏熱情，眼神空洞，甚至可能搞不清楚今天遊行抗議的主題是什麼。

因此，可以承認大多數的嗆馬行動成員主要是來自榮譽驅動。這個榮譽感來自有相同信念的一群人的相互增強，以及部分學者專家的背書支持，及部分報刊媒體的英雄塑造，從而正向合理化了公民抗議運動。洪仲丘案成功引發了大規模公民抗議活動之後，社會環境對公民運動的正向增強更是達到最高峰。

但類似的理想與英雄主義行為也很可能具備世俗化的動機，也可能與個人的未來生涯利益結合在一起。例如，「吃牛糞博士生」後來成為某政黨北市黨部的執行長就是一例；「丟鞋碩士生」也曾在他臉書上毫不掩飾的顯示未來從政的興趣。然而，只要牽扯到個人利益，毫無懸念的就是會讓其榮譽及正當性蒙上陰影。因此，公民運動的成功的前題是要有足夠的參與榮譽感及道德正當性。

然而，指責馬總統「毀憲亂政」「毀國殺人」「9％總統下台」，恰好曝露929嗆馬活動缺乏正當性。既然「毀憲亂政」乃是指責馬總統在王金平關說沒有定罪前就欲圖將其院長職務解除，缺乏程序正義。那麼，「毀國殺人」這樣強烈的指控，又經過什麼法律形式確認了這是馬總統應該承擔的罪愆？這樣的指控又符合什麼樣的程序正義？

類似的矛盾還包括「反核四」以及「反瘋車」，反核四的人與反對再生能源的人站在一起。這些矛盾的混合不正突顯了「929包圍馬英九」，更像是一個彼此矛盾的台灣社會的具體象徵？

由此可見：這些自稱代表其他公民的公民團體，本身就欠缺一致性的價值體系與道德判斷能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台灣社會經常出現的各種荒謬現象。當阿扁及柯建銘找到「巧門」的時候，怎不見這批人出來批判「毀憲亂政」？有這麼多思緒混亂與心理偏執的公民，難怪台灣無法解決眼前的政治及社會僵局。

再者，媒體也有問題。馬在雲林科技大學對安全核能政策的重大宣誓在媒體完全沒有報導，卻獨獨對躺在校門口的那幾隻孤零零的破鞋感到興趣。而某媒體針對總統做出9％民調與其他媒體的21.5%民調完全相反。因此，這9%的數據是真實的統計調查而來、還是惡意地添薪加火，藉此餵養嗆馬公民活動的正當性？於是，公民團體與名嘴拿著不知從何而來的9%民調，大言不慚地要求「馬應九」下台，還說要申請金氏世界紀錄，這怎能說服其他沉默的公民大眾？

所以，公民運動期盼要其他人本著同理心，一呼百應，必須同時具有強烈的參與榮譽感及完整的道德正当性。否則，一次次的公民運動很快就會過度動員，耗盡熱情。這些活動的目的或正當性究竟為何？我想這會是很多袖手旁觀的中華民國公民心中的疑惑。

本文原文發表於中國時報10月2日 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