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完全執政已屆半年，即將提出國家戰略層次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此方案攸關未來國家數位建設，將以智能化創新為核心，例如智慧經營、智慧製造、乃至於智慧金融，智慧政府等，勢必將顛覆、翻轉現有的典範與規則。

台灣的確有較好的機會跨越數位創新經濟的鴻溝而進入工業4.0時代。因為資通訊產業是未來數位經濟的基礎架構產業。台灣過去側重資通訊硬體製造，擁有不少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先廠商。政府將具有競爭力的資通訊產業，作為下一世代台灣經濟的突破口，轉型為軟硬整合，融入軟體及應用服務，的確切中時弊。如能順利完成，將驅動以創新經濟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

特別是對較早工業化的先進國家來說，這更是必須搶先占領的制高點。因為過去半世紀的全球化過程促使了製造業從先進國家移出，也就是所謂的「去工業化」，並導致了劇烈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分化，而大部分的痛苦則為廣大的藍領階級所承受。因此，近來在這些國家的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極右浪潮方興未艾，希望藉著製造業的重返，使國家得以再次工業復興。因此，唯有憑藉數位經濟的威力以降低交易成本，以工業4.0的智慧製造來提昇製造競爭力，才有機會將工作崗位從低成本的開發中國家奪回。

然而，數位創新經濟帶來的衝擊，將是包裹式的全面的衝擊，影響非常深遠且極難選擇性的逃避。然而，近來一系列的發展，似都與創新經濟潮流背道而馳。讓我們見到了台灣邁入數位創新經濟的隱憂，例如，近來政府對Uber的連續重罰，忽視協同共享是未來的經濟常態。反愛奇藝落地，還有以反壟斷為由干涉媒體整合。是對線上影音行動直播成為主流的視而不見。還有既有利益團體的阻撓，也有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原因。創新需要一個寬容與開放的環境。否則即不具備邁入數位時代與創新經濟的土壤與環境。

以中國大陸的阿里巴巴與京東過去都僅是類似與網路黃頁般的入口網商，而逐漸發展成兩大購物平台。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解決第三方支付（支付寶）與物流的問題。他們的發展也不僅止於此，還繼續發展了存款業務（如餘額寶），與投資業務（創業者基金），信貸業務（如白條），信用評等業務（芝麻信用）。但這些業務均是傳統的銀行業務。電商平台跨入了銀行的業務範疇，當然會引起了利益團體的強烈反應。但是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秉持著「增量改革」，「雙軌並行」的試點邏輯，頗類似英國的「創新沙箱」概念。大陸政府對創新保持開放與包容的態度，盡可能排除干擾，加上電信與金融的後發先至，使其電子商務與行動金融得以蓬勃發展，並且得以引領創新。

Uber在全世界都引起了現有車行工會的激烈反對，因此，可視為各國對創新態度的指標。大陸計程車很早就接受並與之相結合。而美國聯邦法院則以非常美國式的方法，在最近訴訟中判決自認權益受損的車行敗訴，再次確立了「專利權不能阻止競爭對手發明未侵權的替代產品」；「因競爭而減損的價值也不應得到補償」的概念。以法律為Uber的合法導入掃平了既得利益的障礙，也再次說明了美國始終是引領創新的偉大國家的最重要原因。

相反地，台灣第三方支付的長期滯後，與Uber在台灣的不堪境遇，簡直就是完美的創新失敗典型。他們的失敗不是科技的問題，而是無法調和既得利益團體與創新間的關係。若政府無法營造有利環境，掃平創新的社會障礙，創新者若不出走，無疑地將死在遍布數位釘子戶的雷區之中。

面對國際數位創新經濟的潮流，台灣當然有機會。但政府不能僅止於端出洋洋灑灑的發展方案。更重要的是：若政府不但不能協助掃除創新的釘子戶，反而讓社會的利益團體綁架了政府，這是政府的怠惰與失職。政府必須排除意識形態的干擾，營造開放與包容的良好的環境，這才是創新得以紮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