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養心性：我對博士內閣的大膽建言

作者⊙陳復

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長劉兆玄先生，目前公布他的閣員，共計36人，我們如果來認真檢視這些未來閣員的學歷，會發現其中有博士24人，碩士8人，意即博士佔全部人數比例67%，擁有博士與碩士學位的高學歷合計比例為89%，且其中絕大多數都在學術圈工作，其中還有六位曾任大學校長。這麼高學歷的政府團隊，絕對是全球罕見的政治現象，雖然過去在蔣經國先生主政期間（不論是擔任總統或行政院長），其政府閣員就已經在大量起用高學歷的學術人士，而被國外媒體視作儒家文化圈的特殊現象，然而，這回的政府團隊，某種程度可被視作當年蔣經國先生特意栽培的菁英現在自己重新站起來組織團隊，因此其高學歷的現象更遠勝於過去全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內閣，其背後的意義很值得觀察。

首先，這確實是儒家文化圈的特殊現象，而且是中國傳統裡由士大夫階層來管理國政的意識在主導。雖然面對這種現象，劉兆玄先生的說法是因為現階段國人對於經濟發展期望甚殷，且在這個脈絡裡，對其中的教育、科學與文化這三個領域的發展格外關注，因此纔會特別起用大量的學者。這固然是事實。不過，我們還可看出這個事實裡面，反映出來的集體潛意識（榮格的用語），那就是按照這個說法來推演，那應該是包括馬英九先生與劉兆玄先生在內的全體國人，普遍相信學者擁有的知識能有效轉化為治國的績效，這裡就有「學而優則仕」的想法在影響著。

這樣的想法正不正確？如果過去蔣經國先生領導的政府曾經帶給台灣政經高度的發展，那麼馬英九先生與劉兆玄先生想複製這個模組來重現台灣的盛世景況，其想法好像就無可厚非了。按照過去報章媒體的報導可知，馬英九先生與劉兆玄先生的家教都深受傳統儒家的浸染，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先生自其童年就教導他《大學》，要他培養治國平天下的胸襟，劉兆玄的母親鍾畹芳女士自其童年就特意強化他的國學素養，常要其練習書法來養心，他們的父母對他們學歷的期許就是能拿到博士（其中鐘女士把六個子女全都培養成博士），這種對博士學位的眷戀心態，背後就是來自對傳統的進士的觀念的繼續延伸，其後的最高出路則自然就是要出來做官，把平素的理想貢獻給社會與百姓。

敝人並不想輕易去質疑這樣的心態，畢竟這是通過長期歷史演變後淬取出來的個人經驗，在中國型的社會裡自有很深厚的積澱，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合理性，然而，敝人想指出：現在的博士學位，畢竟已經不同於過去的進士資格了。博士的養成訓練，美其名要「博而雅」，實則為「專而窄」，根本就不同於過去的進士資格，獲得進士需要閱讀的考核素材，出自於古典社會相信能有效處世的全部內容，尤其重視個人的心性與治國的理念，這些內容至今都沒有過時，卻已然不是現階段深受西洋文化影響的博士教育會關注的重點。因此，請這些博士來管理國家，其中最精湛的表現就會是個技術官僚，秉持其專業本位來做事，然而，通常的現象則是基於其專而窄的知識背景，對其深信的觀點有著極其執拗的堅持（美其名是對於真理的信仰），往往無法通過協調的過程合作共事。

中國傳統的士不同於西洋的知識分子，士是通過在政府的工作來實踐抱負，知識份子則是現實政治永遠的反對者。現在的學者，其意義恐怕即使連西洋的知識份子都說不上，奔忙於各種個人化的研究與教學的過程裡，其心胸與視野都很難擴充，充其量只是實質的知識人而已。馬英九先生的確在複製其極為尊重的先輩蔣經國先生治國的經驗，不過，他可能忽略某個事實，蔣經國先生過去培育與拔擢的菁英，在真正任事前，都會派他們去國民黨內設立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去進修與充電，當時進修與充電的內容不外乎認識三民主義的理念與當前的國家政策，這正是能逐漸涵化整個政府團隊，儲備並挑選能堪當大任的未來閣員的重要養成過程。革命實踐研究院早已裁撤，而替換成立的國家發展研究院未曾看出有實質的運作，其院舍木柵中興山莊則已然出售。或有謂接著成立的國民黨智庫有在實質運作，然而馬英九先生儘管大可認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培養革命幹部認識三民主義的想法早已與當前需要脫節，卻不可認為成立國民黨智庫來專門研究國家需要的政策即已足夠，這只是個幕僚作業機構，實際負責執政的政府閣員，還是需要有個能磨合的機制。

偉大的領導人，並不只是創造偉大的政績，而是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培養未來能接班的團隊（而不是能接班的個人），這纔是國家真能長治久安的根本基石。因此，敝人針對這個議題，提出理念層面與實務層面兩個建議：

第一，承認涵養心性的重要，作為培育閣員的共同信念：

台灣的確不應該再用任何意識型態來治國，不論是過去國民黨依據的「黨國意識型態」（意即三民主義）或民進黨依據的「台獨意識型態」（意即受國民黨影響而再變調出來的本土民族主義），然而，治國如何能沒有任何信念做依據？最沒有問題的信念，莫過於涵養心性，馬英九先生說他任用閣員依據的信念是「德重於才」，就已經有心性這個元素，然而，儒家本身就有各種素質深淺不一的思想內容，最有問題者莫過於把某階段的社會道德視作不可變通的教條性主張，用此檢視自己與他人的德性高低，如果道德已不合時宜，就會陷溺在教條殺人（或者傳統說禮教吃人）的處境裡。涵養心性並不是在服膺教條，而是承認良知的存在，循著往日聖賢的典籍去瞭解良知，並光亮其良知，並在人世裡按此良知去幫忙不同範圍的人，共同成全出有意義的大事。政府的閣員或許有各種不同的知識背景與宗教背景，然而不應該沒有對於良知的共同信念，這件事情不該被輕忽看待，政治本質就是在成就服務眾人的事情，過去阿扁的團隊正因為沒有這層意識，纔會釀就他們淨是在成就自身的事情，纔會有各種貪腐的事情層出不窮。

第二，成立涵養心性的機制，作為涵養閣員的共通橋樑：

過去中國的朝廷裡有「經筵」與「日講」的制度，這主要是有深度心性涵養的大臣跟皇帝或擇期或每日講學與論學的機制，並交互討論，藉由其學來檢視政府實際的施政內容。現在已不是皇帝制度，然而政府不該忽視學問實在是人能否做事的基礎，並應該重新設立這種機制，其依據的學問不僅是知識的學問，更是心性的學問，講學與論學的對象或許不該只針對總統一人，而是全體政府閣員，讓大家能透過溫潤傳統典籍來鍛鍊精神，其典籍的範圍不見得只限制於過去認知的儒家思想，而該包括各種有益於心性的素材。馬英九先生與劉兆玄先生不該把自己的閣員視作「來打臨時工」，動輒輕言汰換，長治久安的社會得要來自於穩定如磐石的內閣，閣員只有先相信自己會做得久，纔會願意謀畫該部門長期的藍圖與工作，然而，為避免其逐漸淪為老於算計的圓滑政客，在其政府內與政黨內都建立個常態性的機制，對現有的閣員或儲備的菁英有個檢視其心性涵養，或加深其心性涵養的過程，由此核心角度出發，再擴充認識政治學理與各種有關政府工作的專業知識，這纔是真正在把「內聖」與「外王」整合起來。

因此，具體來說，如能在政府內設立「心性講會」，每個月舉辦讓閣員認識心性與溝通心性的活動，由此再拓展出政治學理與專業知識的補強教育；並在政黨內設立「王道書院」，針對外王背後需要的內聖提供縝密的養成訓練，往後拔擢政治菁英都由這個管道來長期檢視其是否能堪當大任，只要能認真落實這兩件事情，就會給整個社會煥然一新的氣象。特別是有關於後者，馬英九先生不應該有某種「不沾鍋」的習性，把國民黨視作自己政治前景的負債，行事風格往往都與其歸屬的政黨保持距離，如果民主政治的實質就是政黨政治，馬英九先生就應該要把自己歸屬的政黨其前景與國家整體的發展掛勾，認真在其政黨內培育政治菁英，而不是選舉的時候要靠國民黨，選後拔擢閣員則特意避開其黨內或黨籍人士，這並不是負責任的作法。反過來說，國民黨要給人行正道的觀感，就應該回歸心性，用嶄新的辦法，重新設立培育政治菁英的管道。

敝人有感於自蔣經國先生到馬英九先生（包括其行政院長劉兆玄先生），他們任用政治菁英都喜歡選擇博士或學者，固然頗能明白這種取向背後的傳統心理，卻不免有感於這種取向其實忽視掉當前的博士與傳統的進士的重大差異，因此要在此做個提醒。做涵養心性這種事情其實並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卻能獲得巨大的意義與效益，尤其能讓整個台灣社會都因此風行草偃，對於心性議題產生關注，這會比起花大錢投資於文化表象的活動更來得關鍵。敝人深信，馬英九先生聲稱要替台灣開創百年盛世，其意義不可能只是經濟民生的重新復原，還應該包括對政府與政黨結構的認真檢討，這就像是汽車的引擎，只有引擎被強化，汽車纔能加快其速度。因此，只有讓心性涵養成為政治菁英的共識，並有機制能使得心性涵養成為其進修與充電的內容，「懸念天下蒼生」纔不會淪為口號，而能成為整個政府團隊念茲在茲的焦點，盛世纔有可能真正發生。

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寫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