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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04 13:13:15瀏覽597｜回應0｜推薦0 | |
| （紧接第二部分）
如所周知，无论古今中外，大凡理性严重缺失、私性恶性膨胀、恶性发作、丧心病狂、野心勃勃的政治流氓、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为了篡权窃国，首先必须窃民；而要窃民，最有效且最廉价的办法，则莫过于从社会最下层入手，大搞民粹主义，传播共产心魔，深入村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仇恨，拉帮结派，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亦即用打狗棒做旗竿，乞食袋当旗帜，打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均田免赋”、“减租减息”、 “共产均富”、“打土豪，分田地”、“天朝田亩制度”、“迎闯王，不纳粮”、“吾知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之类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蒙骗、号召、收买、拉拢、劫持流氓无产者群体，为其卖命效力，供其役使驱驰，挑起动乱，发动战争，最后达到劫持、抢掠、镇压、屠杀、征服、奴役广大民众之罪恶目的。所以说，“凡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语）“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严复《辟韩篇》） 并且古语有云：盗亦有道。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盗跖的强盗头子，忽一日，“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从盗跖、庄蹻……到赢政、项羽、刘邦……到匡胤、晁盖、宋江……再到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直到毛魔泽东，乃一脉相承、风流一时、五者皆备之大盗也，只不过有的叫“起义”，有的称“革命”，有的说是“替天行道”，有的干脆称代表无产阶级来“解放全人类”。无怪乎毛魔叹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不言而喻，马克思乃现代强盗即共产强盗们的祖师爷，马克思“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可谓集有史以来强盗之道之大全也。仅就窃民即窃取民心、强奸民意、盗取民财、奴役民力，尤其窃取民心而言，真可谓打破了世界历史纪录。因为它对于那些生活在“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马语）即人性畸形，理性缺失，愚妄无知，寡廉鲜耻，流氓成性，嫉妒成瘾，消极散漫，腐化堕落，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本身无任何人格尊严可言，且根本不知道人格尊严为何物，一生只求不劳而获，一心只为不义之财，任性妄为，敢于铤而走险，惯于破罐子破摔，“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语）的社会渣滓即如流氓、强盗、地痞、土匪、恶棍、骗子、巫婆、神汉、乞丐、无赖、强告化者流的“流氓无产者”来说，切切实实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和号召力，简直就像是马克思专门为他们这个群体精心制造的最最最精良的“理论武器”即“强盗逻辑”，或曰最最最有效力的“兴奋剂”、“烈性酒”、“迷魂汤”，足以激荡其盗心，振奋其贼胆，将其心中最狭隘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政治流氓利益的仇神，召唤到共产魔教主义之阶级主义阶级斗争即有组织阶级仇恨犯罪的战场上来。那么，这二者（即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与流氓无产者阶级）的紧密结合，或者说，这些个流氓无产者阶级一旦用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武装起来，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一个个都成了醉熏熏的“精神原子弹”，所向而披靡矣，“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所以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破坏和灾难。也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主义最恶毒、最邪魔且最玄妙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它足可翻天覆地，甚至毁灭全人类。而列斯毛们便是参透了其玄机的政治流氓、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所以，也无怪乎天字第一号政治流氓、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如毛魔者惊呼：“这个主义（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毛选：Ⅲ.P.1094）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否认人类社会“个人的生存竞争”，说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自然界的规律硬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竟然说什么：“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但另一方面，又用阶级主义的阶级斗争扭曲和取代人类社会“个人的生存竞争”，所以恩格斯接着又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而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和反对人类社会自由的有序的文明的公正的生存竞争，而主张和推行其霸道的无序的野蛮的残暴的血腥的生存竞争即弱肉强食之野蛮生存竞争，亦即阶级主义阶级斗争。 尤其荒诞且荒缪的是，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的阶级斗争观把富人、有产者，即社会生存竞争的优胜者，视为坏人、恶人、罪人、仇人、敌人，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加以歧视，加以清洗，加以灭绝；而把穷人、无产者，即社会生存竞争的劣败者，视为好人、善人、圣人、亲人、友人，也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大事吹捧，大力攫升，大加利用，并树为榜样甚至图腾。也就是说，阶级主义者企图凭借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用这种“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法，来对全社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无产化、贫穷化、愚昧化、流氓化和野蛮化，并进而达到那所谓解放全人类之目的。试问：人类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怪诞不经而又荒谬绝伦的玩意儿吗？ 无恒产者无恒心。古语有云：“仓廪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反之则曰：“饥寒起盗心。”这就是事实，这就是规律，这就是人性，这里高度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基本关系及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不可移易。可马克思主义之阶级主义为了贯彻“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法，却硬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推出许许多多仇富尚贫、抑贵犯贱、弃智倡愚、惩善扬恶的奇谈谬论，诸如，说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和压迫的基础，所以私有制度便称之为剥削制度，凡有富人或有产者便都是剥削者，富人阶层或有产者阶级便统称剥削阶级，什么“为富不仁”啦，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没有一个不黑心的，越富越心黑，越富越反动”啦，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而穷人或无产者则都是被剥削者，穷人阶层或无产者阶级便成了革命阶级，什么“越穷越光荣”啦，什么“越穷越革命” 啦，什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啦，等等。 诚然，不可否认，在富人阶层或有产者阶级中，确有坏人，有恶人，有非理性的人，有既无教养也无修养的人；而在穷人阶层或无产者阶级中，也确有好人，有善人，有理性的人，有既有教养又有修养的人。但是同时，也应当而且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与规律，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一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或社群中，好人、善人、理性的人，既有教养又有修养的人，即文明程度、理性程度或综合素质较高或较优的人，在富人阶层或有产者阶级中所占的比率，肯定且绝对要高于或曰优于其在穷人阶层或无产者阶级中所占的比率。简言之，富人的综合平均素质肯定要比穷人高或优。假如可以依据综合素质之高低优劣程度自高到低或从优到劣的次序分别将富人和穷人划分成为Ａ、Ｂ、Ｃ、Ｄ四个等级和ａ、ｂ、ｃ、ｄ四个等级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Ａ＞ａ、Ｂ＞ｂ、Ｃ＞ｃ、Ｄ＞ｄ（“＞”表示“高于”或“优于”）。这是铁的事实，也是铁的规律，任谁也否认不了和改变不了。若是硬要拿ａ与Ｄ相比较，孰高孰低，孰优孰劣，那就很难说的了；其中，ａ＞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总不能像马克思们似的因此而恶紫夺朱、以邪乱正、以偏概全地妄图否认或改变上述铁的事实和铁的规律的吧。反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贵、智，乃人性所需，人心所向，人类尊严之所系；求富、求贵、求智，乃社会主流意识，世界普世价值观；富者、贵者、智者，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乃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脊梁、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自由、文明与繁荣的指标。所以，喜富厌贫，喜贵厌贱，喜智厌愚，三尺顽童都懂。更何况，岂止是人，就连大街小巷或穷乡僻壤各家各户看门的狗似乎也都懂——无怪乎世人都说狗最通人性，如若不然的话，看门狗见富贵者就狂吠，见贫贱人则摇尾，或者不分贫富贵贱好坏，见人就汪汪，它肯定要以不称职而被迫“下岗”，甚至会因失职渎职而惨遭烹食。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规律，多多少少也受过点教养，尚能舞文弄黑的马克思们为什么偏偏就不懂？！竟至于连“看门狗”都不如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原来他们中邪着魔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之罪恶目的，为了蛊惑煽动和组织实施其反人性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及阶级灭绝罪等有组织仇恨犯罪，为了仇富尚贫、抑贵犯贱、弃智昌愚、惩善扬恶，举枉错直，建立一个使“最聪明的人都成为卑贱者，最愚蠢的人都成为尊贵者”的野蛮社会，甚至蒙昧社会，所以只讲所谓“阶级性”、“党性”、“匪性”即“魔性”，根本不通人性，并且还要反人性，反理性，逆天理。也就是说，正是共产魔教主义之阶级主义“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们成了颠倒好坏、颠倒善恶、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尊卑失序、冠履倒置的反人性、反人类、反自由、反民主、反尊严、反文明、反革命的怪力乱神或曰毫无修养、不通人性的政治流氓，实属天理难容也！ 而且，尤其邪恶的是，毛魔即毛共出于蛊惑煽动和组织实施其反人性罪、反人类醉、战争罪及阶级灭绝罪等有组织仇恨犯罪的需要，往往还故意掀起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并借此“大风大浪”在穷人阶层或无产者阶级中的d类中遴选有如刘介梅那样的最低等的流氓无产者组成流氓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的铁杆儿敢死队，而在富人阶层或有产者阶级中的A类中遴选有如刘文彩似的最有光彩也最具影响力的富绅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铁杆儿敢死队攻击的活靶子与牺牲品。 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昌盛、幸福、安康和发展，古仁人早就有言在先：“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 慈幼，二曰 养老，三曰 振穷，四曰 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可专长于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马克思们却偏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偏要打着“共产”、“均富”的旗号，挑起“仇富”、“劫富”、“杀富”的红色恐怖运动，大搞其你死我活、腥风血雨、灭绝人性、惨绝人寰、怪诞不经而又荒谬绝伦的共产魔教主义之阶级主义阶级斗争即有组织阶级仇恨犯罪。 其实，说到底，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从广义上讲，就是整个宇宙，当然包括人及人类社会在内；从狭义上讲，可以特指地理环境或特指生物圈，也都包括人及人类社会在内。自然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按照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自然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而其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则是有限的，各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就地理环境而言，在人类产生以前，已经形成46亿年了；且就生物圈而言，在人类产生以前，也已经形成至少6亿年了。人类就是地理环境中的生物圈经过几千万年或者数亿年的演化，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最新产物。十九世纪，达尔文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和揭示了生物圈演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总结概括为基于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即物竞天择）的“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即达尔文主义，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目的论、唯意志论和神创论，被公认为当时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为哲学及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科学的依据。然而，马克思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出于其以臆造的“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进行所谓革命改造之邪恶目的，居然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发明创造了基于阶级斗争与人为选择（即全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操控）的“劣胜优汰”的人类“退化论”即共产魔教主义的阶级主义，迫使人类社会由文明期向着野蛮期甚至蒙昧期大踏步地倒退，开始了人变猿猴再变爬行动物再变软体动物再变……的艰苦卓绝且没有尽头的“万里长征”。但他们哪能知道，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也必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性，也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只能发现之、认识之、适应之、遵循之，不可以改变它、消灭它、违抗它、背离它，更不能凭主观意志发明创造别的什么规律去替代它，否则，必将受到它的严厉报复与惩罚。 总之，不难看出： ——阶级主义犹如一块魔镜，照到谁，谁就会产生共产心魔，变成头足倒置的反人性、反人类、反自由、反民主、反尊严、反文明、反革命的魔妖； ——阶级主义等于流氓政治术，接受和信奉阶级主义的人，必定是或必然成为感染共产主义艾滋病的政治流氓；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企图成为专制魔王的政治流氓带领流氓无产者阶级向着富人阶层或有产者阶级进行的暴烈的血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业己成为专制魔王的政治流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独断专横、为所欲为、号令天下、垄断一切的政治强奸术； ——阶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就是人类社会“劣胜优汰”之“退化论”； ——阶级主义，即阶级不容异己主义，说到底，其实就是魔妖不容人类主义。 ——马列斯毛们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反人性、反人类、反自由、反民主、反尊严、反文明、反革命的共产魔教主义之历史虚无主义。 总而言之，阶级主义之怪诞不经而又荒谬绝伦，阶级主义反人性的罪恶，实在无法历数，也难以言表，巨缪极戾，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之阶级主义就是一种空前绝后的邪魔外道、异端邪说、怪力乱神，是人类尊严的大敌。 所以，若要为“人性”正名，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社会立德，为国家立法，维护人类尊严，促使社会人性化，宣传及弘扬普世价值观，发展并完善普世价值学，则非彻底批判和抛弃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不可。 （3）阶级论在中国 而这里尤其应该而且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竟然特别适合于毛魔的需要，就像是马克思特别为之量身定做的一样，很受毛魔的欢迎，很投毛魔的机缘，几乎一见倾心，如获至宝，并成了他的命根子，犹如贾宝玉脖子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不离不弃，莫失莫忘，念兹在兹，毕其终生。并且，与此同时，他还出于其独霸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罪恶目的之需要，更进一步地有所发明，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把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与所谓的中国特色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以至于将这种共产魔教主义有组织阶级仇恨犯罪推到了登峰造极淋漓尽致荒谬绝伦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给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几千年传统专制主义统治所酿造的黑暗、闭塞、停滞、破败、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社会，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群体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直至二十世纪初，即使离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还相距至少两个世纪，以至于马克思针对并为了消灭“最后一个阶级社会 ”而发明的作为共产魔教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武器”的“阶级论”在中国社会演练实施起来就不免格外的荒唐，格外的荒谬，格外的野蛮，格外的残暴和格外的血腥。 因为在这里，根本就没有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自然也就更没有马克思所臆造的那个“无产阶级”的影子或化身——所谓“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即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或曰雇佣工人，而毛魔即毛共竟然忙不迭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生搬硬套，“走俄国人的路”，也自称为共产党人，也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搞共产魔教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亦即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只好从小农经济入手，拿农民群体（或曰农民阶级）开刀，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那旷世奇文《分析‧报告》（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合并而得的简称）便是其实践共产魔教主义之阶级主义，踏上蛊惑煽动与组织实施其反人性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及阶级灭绝罪等有组织仇恨犯罪的不归之路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毛魔即毛共于是本着马克思发明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首先在广大农村依据社会成员个人及其家庭某个历史时刻（如毛规定所谓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并主要是私有土地的多寡，人为地、硬性地、强制地、恶意地将农民群体再强行划分为若干个阶层，并特别指定其中某一个阶层（如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即贫农、雇农、佃农、贫下中农等）为所谓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见，最有觉悟，最大公无私，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马恩全集》35—229），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肩负着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而毛共则自命为该阶级的先锋队，毛魔则自命为该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总代表、总头子；又特别指定其中某一个阶层（如小富或微富已略有几亩土地的农民即地主、富农、自耕农、乡绅、小土地出租者及亦商亦农或亦工亦农者等）为所谓资产阶级或曰有产阶级，但有时又说是“封建阶级”，反正是最反动，最落后，最腐朽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敌对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殉葬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其他的农民阶层（如贫上中农、中农、上中农、佃中农、富裕中农等）则统统归之为小资产阶级或曰中产阶级，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暂时的同盟军。甚至草木鱼虫金石水风等也都被贴上阶级的标签，打上阶级的烙印。并说这就是其共产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首要问题”。然后，毛共以“土改”为名，以“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旗帜和口号，以“打、砸、抢、抄、抓、斗、批、管、关、杀”为路线图，通过统帅无产阶级，忽悠中产阶级，向着有产阶级进行所谓两个阶级、两种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的、灭绝人性的、惨绝人寰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运动。于是沉渣泛起，群魔乱舞，一批批根本不懂得“革命 ”为何物，但知假“革命”可肥私，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最腐化惰落，最不讲人格尊严，最擅于破罐子破摔，最惯于铤而走险，最具有破坏性甚至毁灭性，且最甘心于被收买来干反革命勾当的流氓无产者，诸如地痞、流氓、无赖、懒汉、乞丐、恶棍、强盗、窃贼、土匪等等，在毛魔这样的暗藏政治野心、极具政治头脑且精通政治权术之政治流氓，用共产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这种包装精美的强盗逻辑、流氓理论、吃人哲学及独裁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亦即有组织阶级仇恨犯罪之异端邪说作为法术，大力蛊惑、煽动及统帅下，统统行动起来，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反人性、反人类、反自由、反民主、反尊严、反文明、反革命的阶级复仇主义敢死队，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各自梦寐以求的“千锺粟”、“黄金屋”、“颜如意”和“车如簇”之类的黄粱美梦或曰共产心魔，高呼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蛊惑煽动阶级仇恨犯罪的口号而忘生触死、奋不顾身、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大搞特搞其以“打砸抢抄抓斗批关管杀”为基本功与核心内容的所谓“革命”、“造反”了，从而将反革命的、落后的、腐朽的、消极的、黑暗的、非理性的、反人性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的、独裁的因素，全方位地彻底地取代、压倒和消灭了革命的、先进的、健康的、积极的、光明的、理性的、人性的、文明的、正义的、民主的、自由的因素，乃至于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惶惶然不可终日，铁幕森森无可逃遁，寒夜漫漫不见天日，赤县茫茫岂有“净土”，神州苍苍难觅“方舟”，一个世所罕见的无所不包的极其野蛮、残忍、血腥和黑暗的革命的陷阱与“黑洞”就这样形成了，直将中国大陆整个儿地演变成了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的“斗兽场”或曰“人间地狱”。 而在这种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的“斗兽场”中，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首当其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乃至于遭灭顶之灾的则是所谓地主，也包括富农，还包括乡绅等。他们所遭受的阶级歧视、阶级仇视、阶级清洗和阶级灭绝之惨厉程度，不仅非苏俄东欧之类共产魔教国家的所谓资产阶级可以比拟，甚至还要超过德国纳粹时期的犹太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种族仇视、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之惨厉程度数倍、十数倍乃至数十倍。可其实，地富们无非是祖祖辈辈勤勤恳恳劳作，踏踏实实做人，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积攒起来的财富如土地、房子等好不容易才达到当时当地的平均水平线以上，成其几千年传统专制主义统治所酿造的黑暗、闭塞、停滞、破败、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社会中先富且微富起来的，庶几能过上稍微像样一点或曰稍微有尊严一点的生活的农民阶层，是生存本能、竞争能力、文明程度及理性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代表当时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实乃社会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脊梁、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自由、文明与繁荣的指标，难能而可贵者矣。而毛魔即毛共却凭借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的、灭绝人性的、惨绝人寰的阶级斗争对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这样一些农民先行“三光”——砸光、抢光、抄光，再行扫地出门，然后斗、批、管、关、杀，最后灭门绝户，斩尽杀绝，制造了一起旷古之惨案，旷世之奇冤。 然而，对毛魔即毛共而言，“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并非且远非最后的一场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 暴力“土改”过后，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搞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且先以“农业合作化”为由头，连哄带骗，连拉带拽，连逼带吓地迫使所有农民带着自己在“土改”时才确定下来甚至连土地证还未来得及发下来的那份土地及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加入（开始谎称是入股分红）所谓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即魔教公社），走集体化道路，实行准军事编制，出集体工，吃公共食堂，搞军事训练，过准军事化生活，跑步奔共产主义天堂即极乐世界。结果，就像是喝了迷魂汤，吃了蒙汗药，竟然在这不知不觉之间，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东西南北中全中国大陆所有全部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都改姓毛了，一人独吞，人莫予毒，什么“入股分红”，什么“耕者有其田”，什么“农民土地所有制”，统统见鬼去了，数亿农民不仅丧失了对于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连佃权也都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人当年仅仅为了获得那一点点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的独立佃权居然还非得偷偷地立下攻守同盟的生死状不可的），以至于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贫雇农、中农，还是地富，毫无例外地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甚或成为被中国大陆真正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举世无双的寡头大土豪大劣绅毛魔集中圈养的役畜。——当然，其中只不过还有红色农奴与黑色农奴、或红色役畜与黑色役畜之区分罢了。 自“暴力土改”运动算起，紧接着的还有抗美援朝运动、镇反肃反运动、清匪反霸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批武训、批胡适、批梁漱溟、批俞平伯、批杨献珍、批马寅初、反高饶集团、反胡风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反苏反修、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援越抗美、援柬抗越、反翻案风、社教四清……并且“四清”还在四不清即远未搞清的时候，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张了。而且还有运动中的运动，大运动套着小运动。即如，“文革”中就包含有：批判“三家村” 运动、红卫兵运动、“革命造反” 运动、破“四旧”立“四新” 运动、“一打三反” 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夺权” 运动、“全国山河一片红” 运动、清查“5‧16” 运动、反击“二月逆流” 运动、“斗、批、改” 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 运动、“批林批邓” 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四‧五”天安门运动，等等，等等。 总之，自毛魔即毛共在中国大陆篡权当政伊始，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的、惨绝人寰的、灭绝人性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运动是一个紧接一个，甚至一个迭加一个，从而建立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集“政治独裁”、“经济独占”、“思想独霸”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魔教主义“三独”主义统治制度。至于其间究竟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而按毛魔自己的话来说，每一次阶级斗争运动都是一场政治、经济、思想或文化领域灭“资” 兴“无”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运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革命与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反映。但实质上每一次运动则都是一次毛魔即毛共有计划按比例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集中的有组织仇恨杀人运动，至少也是以杀人开道、以杀人助威即靠“杀鸡骇猴”才能进行的运动。并且，每一次阶级斗争运动事先定下的杀人指标都是 “一小撮”（大约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不等，最多百分之十），这么多次的阶级斗争运动，究竟累积杀人几何，又有谁能计算得清，何况那还是毛氏家天下的机密与内政，还不准你去计数呢！即如“六‧四”屠城运动中究竟杀了多少人？谁知道？又谁敢知道？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六‧四”难属们忍着巨大悲痛寻找死亡真相，统计死亡人数，反而遭到当局的肆意阻挠和严厉打压。 不过，可以从某些侧面数字进行估算，大概八九不离十。譬如，1950年10月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所谓“镇反肃反”的政治斗争即阶级斗争运动，定下杀人指标为千分之一，并克期二个月内完成杀人任务。刹那间，七十万“反革命分子”人头落地，血沃中原，并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总计三百多万——“关 ”、“管”之后还是要“杀”的。 一场“镇反肃反”运动，定下的杀人指标仅为千分之一，而实际上杀人总数却达到三百多万，超额500%—600%完成任务。但对毛魔而言，这应该算是最小的“一小撮”了，因为他下的那个指标并不算高嘛。 那么，反右运动，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毛魔下达杀人指标为百分之五，而实际上如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完成任务达到甚至超过 10%，另外有不少与“知识分子”八辈子也搭不上边的所谓工农兵干部也难免“池鱼之殃”，还有某些单位的当权者为了如数完成5%的指标以求自保（注：上面有规定，一个单位若是完成不了指标任务，则该单位领导便是“右派”。），而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似的将自己手下与“右派”八辈子也搭不上边的“干将”也给扔出去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总数约为五百万至八百万，估计有90万至120万的人被毛共指派为“右派分子”而打入“另册”，成其“黑类”中之“老五”，此外还有60万非知识分子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等，遭到杀、关、管。（前面已经说了，“关”的“管 ”的，终归都是要“杀”的。）所以，对毛魔而言，这应该算是最大的“一小撮”了，因为他下的那个指标，尤其完成的指标，相对地说，算是很高或最高的了，以至于后来被毛共自己称之为“反右扩大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走极端”、“搞扩大化”、“ 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之类，本是毛共的习性；毛魔、毛主义及其决策的出发点或曰动机，本来就够邪恶够极端的了，可毛共自上而下各级还非得更进一步地加码“走极端”、“搞扩大化”、“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之类，而且一级胜过一级，这大监狱中的亡国奴们还哪有活路呀！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天真善良的人们却总是一厢情愿地为毛魔开脱，居然说什么“上面的‘经’是好的，是下面的和尚给念‘歪’了”；殊不知，毛魔自己却说“我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而他念的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魔教主义之“魔经”。 “土改”运动，毛魔下达杀人指标为百分之五左右，最多不超过10%，最少不低于1%，当时大陆中国农村人口约为4亿，再考虑到毛共的一个“越左越革命”的惯例，即完成指标任务只能超过不会低于的；就按5%来估算，则被指派为“地主”、“富农”而打入“另册”，成其“黑类”中之“老大”、“老二”者，总数就是2000万，杀个四分之一便是500万，关500万，管1000万。 1958年至1962年一场毛造大饥馑就迫使至少5000万人悄无声息地乖乖地成了饿殍，还有不知道多少人成为终身残疾。正可谓杀人不用刀，杀人不见血也。 总之，据估计，毛魔即毛共通过这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的、惨绝人寰的、灭绝人性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主义阶级斗争运动进行有组织仇恨杀人，包括饿死、累死、冻死、斗死、打死、关死、整死、逼死、吓死、气死、蒙羞或蒙冤自杀而死等在内，累积不下一个亿，不仅比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多出数百倍，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然而，在毛魔眼里，这一亿多都不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即共产魔教主义异教徒，所以再多也只不过是一笔数字，甚或连数字都没有的，始终只知道不过是“一小撮”而已。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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