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雲漢、自芳在雙子城公證結婚，我與妻、李教授夫妻是證婚人。左起：妻、李金銓教授、新娘、新郎、李太太、我）

那天赴金寶軒向老友致禮，不覺涕泗縱橫。

四十年前，我來到雙子城，進入明尼蘇達大學政治系博班研讀。雲漢比我早兩年先到明城。我久聞他的名氣，深慶得以同窗切磋。

當時真的是同學少年，意氣風發。我的第一學期，系裡兩位教授在APSR發表了一篇文章，雲漢跟我覺得文章的計量分析有可以改進之處，便跟老師要了資料重新分析，由雲漢主筆寫了一篇通訊評論，投到APSR。不久獲得回覆，雖然編輯拒絕刊登，可唯一的評審人竟然是建議接受的！這個經驗給我的鼓勵非同小可，它對我未來的學術生涯起了推進的作用。

那篇文章的兩位作者，一位是Raymond Duvall，另一位是John Freeman。Duvall後來成為雲漢的指導教授，論文有一章旋即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發表；Freeman則找我當他研究助理，合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AJPS上。雖然兩位老師的寬容及指導令人敬佩，雲漢帶領我寫作學術文章投稿的經驗，對初進博班的我，彌足珍貴。

雲漢畢業前的最後兩年在明大的策略管理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他要返台任教時，引介我接任他的職務。那職務對我們也是非常愉快而且收穫又大的經驗。中心出版了一本在管理學還相當有影響力的專書，書名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我們兩人分別都有合作文章列入。

與雲漢的合作總是有所收穫。雲漢回台大任教後，我們合作申請到蔣經國基金會的一筆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住要用來在台灣做了一個民調。我們依循我德州大學同事Mel Hinich和Jim Enelow的Spatial Theory of Voting理論設計題目分析資料。文章寫成後，投到當時排名頂尖的刊物World Politics。沒想到初審便獲接受刊登。這篇文章，對我的學術生涯起了關鍵作用。

時間飛到2014年，當時Duvall擔任明大文理學院院長，Freeman擔任政治系主任。在兩位的促成之下，雲漢獲選為明大國際傑出校友，返校獲頒此項榮譽，並應我之邀，與自芳相偕來奧斯汀演講。作為當年同學，我真真覺得與有榮焉。我把噩耗傳給兩位老師時，兩位都非常傷感。Duvall難過地說：「雲漢走得太早太早了，他不只是傑出的學者，他有著特別善良溫厚的靈魂，他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人！」

"Kind and gentle soul", 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在雙子城的四年，乃至於結交迄今的四十年，雲漢給我的印象就是這八個字。這是雲漢一生最恰當的寫照。他才氣煥發，說話口若懸河，但我從來沒聽他批評過任何人，包括那些批評他兩岸立場最厲的人，他只是依他多年研究民主與治理的學術認知來形塑他的意見。

雲漢創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執掌蔣經國基金會，為世界各地學者對台灣、中國、亞洲的比較研究鋪設基礎設施，讓台灣在國際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上受到重視。他晚近又抱病籌辦台北政經學院，以他的國際視野設計藍圖，要在台灣設立類似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術重鎮。他個人學術著作的國際影響力在台灣政治學界領袖群倫，但他總是謙遜自持，風度翩翩。

雲漢充滿熱情地幫助台灣學生。在雙子城，我們參與了一個教育基金會，定期發出募款函幫助台灣偏遠地區的貧童就學。他回台後對教育的付出也是如此。我看過他為許多學生申請博班入學的推薦信，每封都從專業觀點寫得非常詳盡、極力支持。

在雲漢靈前短短的幾分鐘，明大四年的同窗情誼有如走馬燈轉過。我欲悼無言，只有流淚。老友別了，你的一生是精彩的，你應該沒有遺憾。你給我的最後訊息說：希望在疫情過後，我們能夠正常相聚。你食言了，我不怪你。我只能說：如果有來生，我希望我們還能再有四十年的交情。我們來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