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文40自述》是2003年林繼文腦瘤手術之後，由蔡篤堅教授主持的口述歷史紀錄，經林夫人劉怡昕女士編輯成書，於2019年8月1日限量發行。書中繼文回憶了他的童年、國內外求學過程、以迄在中研院任職期間發現腦中有瘤為止，並間及家庭、婚姻、服役、和宗教信仰。

繼文在學術界也許並無胡適的地位，但這本《40自述》和胡適的《四十自述》一樣，用平白的語言講出了一個時代的故事。

在台灣，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它與胡適的時代一樣，充滿了思想、政治、社會上的激盪。繼文回憶的是自己短暫的生平，但他的生平與他的時代交織在一起。我們透過一位傑出學者的生平，進一步認識了他所生於斯、長於斯的偉大時代。

繼文的回憶聚焦於他讀大學、研究所的1980年代。在校園外，台灣政治風起雲湧、波濤洶湧；在台大，繼文與他的同學們一波又一波地推動校園自由化運動，與大環境互相激勵。他們把他們的運動稱作「自由之愛」。繼文說「愛」是愛情的愛，但正和兒女私情一樣，在威權壓制之下，熱戀自由的青年也充滿了不安與徬徨。這些，繼文都用他手術後輕微受損的口語，娓娓道來。

我比繼文癡長約11歲，1980年代是我離開台灣的第一個10年，所以那是我失落的年代。但是我與繼文卻有一個奇妙的交集：繼文和他的朋友們出於台大「大陸社」，而那是我讀台大時甫成立、我積極參與的社團。這個社團由當年所謂「反共義士」創辦，主旨在研究大陸問題。它因其先天本質，具有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性格，但它在台大校園內，卻保留了一個讓有心衝破藩籬的學生學習、討論不容於威權的思想和學術的地方。當時我在那個環境內便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並回溯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更不用說三十年代的文學、文革時期的文獻了。

大陸社是我在台大電機系畢業後，決心轉讀政治學的主要原因。當時也未預料到我出國後在明尼蘇達大學專心研讀政治學賽局、計量方法的年代，大陸社已經丕變為一個關心台灣政治的進步性社團。而政治學的一位小學弟，在大陸社讀了包括我們當年收集的藏書之後，用實際的行動，積極參與了改變校園、社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

這一位學弟，在時代進入2000年之後，在中研院與我初晤。當時他的腦瘤症狀正逐漸浮現，視力受損，但他仍勉力創辦、主持了【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邀請我回國參與。此後16年，我每年七月與繼文在研習營共事，直到他鞠躬盡瘁為止。我見繼文的最後一面是2017年7月22日在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當時他已言語困難，但意識清楚。不及半年之後，他就過世了。

我甚少與繼文談及大陸社。只有一次問他說聽說他讀大學時參加過大陸社，他答是，但僅此而已。畢竟，那個時代，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當下致力的是在台灣推動政治學計量方法，而這是更重要的共同目標。

因為繼文，我沒有再逃避這一波的努力。

謹以我離開大陸社時寫的最後詩句「玉笛吹時芳草綠，飆風過處杜鵑枯」獻給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