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能夠來到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讀書，竟是因為在一個關鍵環節上，得到了一個和我一樣的外地考生的幫助！這個外地考生就是我後來的同班同學王次炤，20多年後，他成為中央音樂學院的現任院長。

最深沉的期盼

1978年5月，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在上海聯合招生。我腳蹬一雙塑料涼鞋，手提一隻尼龍網兜，懷揣幾個茶葉蛋，肩背一架手風琴，從家鄉江蘇泰興來到上海，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和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考試。

圖／戴曉明

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在上海音樂學院辦理報名手續時，我看見一個登記名冊的女老師，頓時被她的風采迷住了。於是我心裡充滿了對上流社會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可是上海音樂學院讓我名落孫山，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複試名單榜要過好幾天才公布。我雖然有一種「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態，但老待在上海乾等也不是個事兒，所以我決定先回泰興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囑咐親戚：「到了發榜日，請幫我到上海音樂學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趕緊給我拍個電報！我好趕來複試。」

囑咐了親戚，我總感覺到不夠放心。但我在上海就這麼一位親戚，還能拜託誰？想來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場上剛剛認識兩天的一個考友—王次炤。

次炤是來自杭州的考生，經歷了上山下鄉的考驗，經歷了青春虛度的折磨，終於趕上了恢復高考的時機。當時的他已經29歲，屬於恢復高考後「老三屆」中最老的一屆。

我和次炤在考場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從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這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於是，就在匆匆離開上海的時候，我委託他，請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給我發個電報。

我是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獲得複試資格並被錄取啊！所以，這個對次炤兄的委託，凝聚著我對自己命運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長7歲的次炤兄，毫無疑問肯定比我更希望獲得複試的資格。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那次在全國範圍內只招10個考生，考生之間競爭之慘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實也是競爭者。但我好像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懷著對次炤完全的信賴，離開了上海。

及時的電報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複試名單發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來，我就開始等電報，等待命運的宣判。但等到中午，電報還沒有來。我甚至走到了郵電局裡面去等，以防郵差送錯地方。但等到下午將近2點時，還是沒有任何消息。

回到家中，爸爸媽媽也在那裡守株待兔，而且已經知道「兔子」即使沒有被別人攔截，至少也已遲到。當時的我也沒有完全絕望，因為緊接著便是提前招生的藝術院校考試，7月還有全國普通高校招考，我還有機會！

在下午4點多鐘的時候，門外響起了決定命運的敲門聲—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複試通知終於到達了！隨著街坊鄰居的喧嚷聲，爸爸、媽媽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興奮就不用說了。但當天泰興到上海已經沒有班車了，唯一能讓我第二天早晨趕到上海參加8點鐘考試的，是離家20多公里的長江邊上，還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輪。那班客輪五等艙的乘客，全是帶著自己的雞鴨魚蟹去上海趕早市的江北農民。而我，美滋滋地與那些即將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雞鴨魚蟹一起，腳沾著雞毛，頭枕著波濤，面露著微笑，向著大上海，向著我的未來航行！

第二份遲到的電報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種動物酣睡在一起的時候，另外一份通知我複試的電報到了泰興家裡！

家裡人接到這份作為喜訊的電報，卻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託了一個人，而這個人恰恰是發送這份深夜來電的主兒，我的前途可就毀了！因為複試就在第二天早晨8點舉行，除非我有直升機，否則只好望洋興歎、遺恨終生了！這比收不到複試通知還要冤！

擔心害怕之後，家人感到慶幸—幸虧那第一份電報！慶幸之後，大家又感到納悶：是誰選擇這麼晚的時間把複試通知送給我呢？上海到泰興的電報從發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個小時，半夜來的電報，發送的時候應該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故意這麼晚才把消息送給我，這個人是誰？

家裡人顯然不會認為發第二份電報的是我的親戚。那麼，肯定是那位受我委託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發電報。這樣，他也許就可以消除一個競爭對手了！於是家裡人都嗟歎人心險惡！

可歎的是，在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測都錯了！恰恰是王次炤—這位當時我還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競爭的考場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複試榜上我的名字之後，花了寶貴的錢和時間，懷著純真的心靈，在第一時間給我發來了複試的喜訊！

而我的親戚後來則告訴我：他那天起來就沒想去看榜，因為他覺得我根本沒戲。到了傍晚時分，他信步走到離家不遠的發榜處，在那裡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於是立即給我發電報，雖然當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了！

親戚是個老人家，我不能責備他！但我的心裡立即充滿了對次炤兄的無限感激！因為，如果不是他第一時間給我打電報，我的大學夢一定就會夢斷揚子江了！

純真年代裡的純真人情

進了音樂學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個宿舍—還有另外十幾個人。這十幾個舍友裡面，誕生了兩位音樂學院院長、兩位國家級樂隊指揮、幾位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長，以及也許為新東方增了光，但肯定讓音樂學院遺憾的我。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個成功的音樂家，我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好學生。不過，正是音樂學院的5年磨礪，讓我從一個「熱血憤青」，變成一個有社會責任和歷史意識的青年知識分子，使我後來在追求個人成功與幸福的同時，也能時刻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承擔的公民責任。

我說不清楚，次炤兄後來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要職，和他當年給我發電報之間有什麼因果關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好人有好報！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為和自己毫無關係甚至還有利益衝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這份拯救了我夢想和前途的電報，顯然堪稱純真年代裡純真人情的典範。

孤山夜雨／摘自《北京青年報》201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