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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5 01:43:03瀏覽2786｜回應2｜推薦28 | |
 余華的小說《活著》，敘述共產黨早年的各種運動，帶給大陸中國人莫大傷害的故事。號稱有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竟然出現這樣的反智運動；由意識形態造成盲從，形成群眾暴力，將殘暴合理化。共產黨靠宣傳起家，善於煽動，受迫害的人民無力反抗。余華說，他只是講述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是怎麼熬過來的。
《活著》描述解放後的中國，陷入反右運動到文革的狂熱政治鬥爭，荒謬的意識形態使歷經戰亂的老百姓又落入無底深淵。余華沒有用誇張的辭彙或形容詞，只用平實的百姓語言，記錄下福貴所經歷無數次難以承受的殘酷打擊，以及對人生的絕望，令人對福貴有無限的同情。
《活著》整本書表達的意念就是想要"活命"，"只要活著"是作為"人"最卑微的要求；但在那時的大陸，這樣的願望卻是奢侈的。百姓完全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本書應該是大陸傷痕文學重要代表作之一。
"活著"是奢想，作者在一開始就點出主角福貴的孑然一身，福貴跟老牛吆喝著:「二喜、有慶不要偷懶；家珍、鳳霞耕的好；苦根也行啊。」其實這頭老牛就跟著主人叫"福貴"，其他全是他過世的親人名字。最後只剩下這頭老牛陪伴。
福貴敘述自己的故事，作者寫道:福貴喜歡講述自己，似乎這樣一來，他可以一次一次重度此生。
那是個荒謬的時代，今日對明日就錯了。福貴原是個敗家子，將家產輸盡，先氣壞老爹，老爹掉入糞坑死亡。還好妻子家珍不離不棄，福貴窮到要飯時，被國民黨拉去拉大砲。國軍節節敗退，被共產黨軍隊包圍，同袍老全說:「老子大小也打過幾十場仗了，每次我都對自己說:老子死也要活著。子彈從我身上甚麼地方都擦過，就是沒傷著我。春生(一起打仗的朋友)，只要想著自己不死就死不了。」講完還是死了。
福貴又被解放軍俘虜，但被放回家了。土地改革時，原先家中土地早輸給了龍二，龍二這時成了地主，被說是惡霸地主，拖去槍斃。臨死對福貴喊道:「福貴，我是替你去死啊!」福貴想，要不是當初是個敗家子，沒準被斃掉就是他，他又從戰場撿回一條命，福貴感謝祖墳方向對了，「這下可要好好活了。」
實施人民公社後，福貴將家中五畝地、兩頭羊交給公家，吃大鍋飯，鍋子為了煉鋼也捐出去了。最可笑的是這大躍進土法煉鋼，村裡隊長買了個汽油桶，找了一戶風水寶地(燒了這戶人家的草屋)，把家家戶戶捐出來的鍋、鐵皮砸爛了，放在桶中用水煮。煮了兩個半月，還是硬梆梆。一晚福貴輪值看火，睡著了，沒加水，汽油桶燒個洞，竟煉出鋼了。隊長說:「這鋼鐵能造三顆砲彈，全部打到台灣去，一顆打在蔣介石床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吃飯的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的羊棚上。」
難怪我們又把金門砲彈殼做成菜刀。
人民公社失敗散夥，又得買鍋煮飯。大雨把稻米泡爛了，全村都沒米吃，只能刨樹根。一天福貴妻子家珍到城裡父親家要了一小袋米，熬粥吃。全村人看到他家煙囪冒煙，來了一群人想來吃一口。天啦!太慘了。
兒子有慶的學校校長，是縣長的女人，生產失血太多，老師叫大家去驗血。有慶跑第一去醫院捐血。驗了一群學生，只有有慶的血對上了。醫生將有慶的血抽乾了，失血過多的有慶暈倒，竟然死了。縣長來看福貴，竟是他當兵的老友春生，被家珍趕出門。家珍因為吃不飽，身子虛，長年生病臥床。女兒鳳霞又聾又啞，還好幸運的嫁給一個"偏頭"(歪頭)萬二喜，一位老實又能幹的人。婚後不久，鳳霞懷孕了，眼看日子要好過了，卻碰上文化大革命。十五、六歲的小紅衛兵整天找右派，資本家，走資派。村子窮，把隊長鬥成走資派，並找上春生縣長，春生受不了批鬥上吊自殺。
鳳霞生產也是大出血，死了。十多年前兒子有慶也因為別人生產死的。福貴說，這醫院跟我有仇。外孫取名苦根，從小命苦，接著妻子家珍也走了。女婿二喜每天揹著苦根上工，這樣的日子到苦根四歲時，二喜死了，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了。福貴只好帶著苦根過日子，生活雖苦，卻覺得有了苦根，人活著有勁頭。苦根七歲時，有天跟著福貴到棉花田摘棉花，頭暈、發燒。回了家，福貴煮了半鍋豆子給苦根吃，自己上工。回來時，苦根沒氣了，吃豆子撐死了。
福貴後來買了頭差點被宰的老牛耕田，叫牠福貴，也叫牠家人的名字。太思戀家人，太寂寞了。老人對牛說:「今天有慶、二喜耕了一畝，家珍、鳳霞耕了也有七、八分。.... 」
說話的對象就只剩這頭牛。
有人評論說余華的作品有一種荒誕的真實。余華回應說，中國的現實本來就是荒誕的，無論是過去的文革還是巨變中的現在(出書時)。他舉了三個例子。
一是文革中毛澤東的像滿大街都是，毛主席語錄連廁所牆壁甚至痰盂裡都有。枕巾上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床單上印著“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這一細節寫進《活著》裡的鳳霞新婚的床上。
二是大陸常發生礦難，一有礦難就有不少記者來採訪，煤礦的領導就偷偷摸摸塞給記者“封口費”，後來礦難一再發生，就來了很多假記者討“封口費”。結果附近地區的旅館、飯店天天盼著發生礦難，多來些人吃住，好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
還有一個佘祥林的案子，佘祥林的妻子有精神病，離家出走，下落不明。突然有一天，人們發現一具腐爛的面目全非的女屍，就一口咬定佘祥林殺妻，拋屍荒野，公安把他抓進大牢。他的老母親、哥哥奔走哭嚎，到處喊冤，警察把他們關進拘留所，天天挨打。佘祥林被關了12年後，他的妻子又回來了。
讀者問他為什麼小說裡有那麼多的暴力和死亡。余華感慨自己是在十年動亂中（1966年—76年），從小學一年級上到中學畢業的那段時光給他打下的烙印很深。文革中沒有法院，更沒聽說過律師這個詞，也不知什麼是上訴，把犯人押在操場主席台上批鬥，台下黑壓壓幾千人觀看。最多的是殺人犯和強姦犯，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犯人被五花大綁，手腕被勒得一點血色都沒有，死白死白的，估計再長一點時間，就是不死，手也廢掉了。犯人拉向刑場，人們跟著卡車跑，騎著自行車追，在那壓抑的年代，看殺人，簡直像過年一樣。死刑犯被一腳踹倒跪下，一桿長槍對著後腦勺，砰地一槍，腦漿迸裂，如掙扎，再補上幾槍。89年夢見自己這樣被殺，一頭冷汗，嚇醒了。
這是真實的的恐怖小說。那時成千上萬的人逃到香港，又被潛返。這些照片，記憶猶深。
這文章是多年前寫的，未發表，最近重看一遍，想到南京親戚，經歷雷同，太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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