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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23 02:57:57瀏覽7709｜回應10｜推薦111 | |
來去台東(四)人類學家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因為前中研院副院長人類學張光直教授對台灣史前文化尤其是卑南考古的卓越貢獻，台東史前博物館圖書室為了紀念他，以此定名。
參考張光直教授的生平資料，特地去買了一本他寫的"蕃薯人的故事"，看完了感觸良深，他的經驗值得大家深思及反省: = 書名：蕃薯人的故事 "蕃薯人的故事"是張光直 先生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這本書名為"番薯人的故事"，是在敘訴族群觀念的狹隘，及"大時代"下做為"小人物"的悲哀。 首先談到族群關係，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台灣新文學代表人物)1，誕生於板橋。一九二一年從台灣到北京念大學，遇見北師大的羅文淑，相戀成婚。羅文淑是湖北人，所以張光直自認為他是台灣人，是蕃薯人，也是閩南人、中國人；當然以母系來看他也是芋仔。2 他說「芋、蕃薯，都是象徵性的言語，而象徵是流動的……我知道我是那裡人。」這是人工界定的刻板名詞，硬加於人。他表示，芋仔與蕃薯，不是血統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 以人類學而言，人類有共同的祖先，因為遷徙，經過長期的隔閡而產生文化上及經驗上的差異，狹隘的種族主義將此差異化為種族的仇恨，造成不斷的悲劇。 復旦大學教授盧大儒認為中國人的祖先距離現在不超過5萬年。以DNA檢驗，發現每兩個中國人之間差異都在5萬年之內，漢族與藏族分離也只有一萬年，漢族不同群體之間差異也只有5,000年左右。3 更何況所謂蕃薯與芋仔也不過經過50年的隔閡，血源相同，只是文化上產生了差異，因為在台灣的閩南人受日本教育。 這些差異，卻因此互不信任及互相敵視。直到現在社會上仍然有藍綠及統獨的對立。這個對立消耗了社會資源及阻礙經濟成長，破壞了社會和諧。 張光直本人一九三一年在北京出生，一九四六年十五歲時回台，就讀台北建國中學。所以十五歲前他與一般的北京人沒有兩樣，但進入建國中學幾乎被孤立，因為同學之間的語言是日語；「何許人」的問題挑戰張光直，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他與幾位老師特別接近，如國文老師羅剛。由於老師的鼓勵，張光直開始寫作，也與同學辦《五十年代》雜誌。 他在北平時受到他哥哥和好友溫景昆的影響最大，後者從北平寄給他的書信更將他捲入台灣的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所謂的「四六事件」4，許多台大、師大的學生被捕，張光直是唯一下獄的建中學生，成為年輕的政治犯。後經楊肇嘉先生多方奔走，才被釋放。 一年監獄生活影響了他做"蕃薯人的故事"人的態度，他認為在那個環境中的「好」與「壞」是極難判斷的。在牢中他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他看到在兩夥人，都包括著好的人，在「一個大時代」，碰在一起，「各為其主，各盡其力，彼此互相鬥爭，結果為何而死，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人這樣容易受騙，張光直感到十分好奇，這就是他考台大考古學系的主因，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109頁) 至於時代的悲劇，在「大時代」下的升斗小民身不由己，常有不測風雲，因為國家社會在大動盪，命運之坎坷不是一般小人物能夠輕易逃脫的。中國近代史就印證了這個道理，沒有幾人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逃脫政治無情的打擊。 有位朋友老是問我1949為何有兩百萬軍公教人士決定由大陸來台，我認為小人物無力領悟或定義政治混亂。沒人能預測未來，不知做的決定到底對不對。 如果事先知道兩岸隔離三十多年，當初許多人會選擇留在大陸。如果知道共產黨會實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可能台灣也擠不下了，大多數人只能懦弱求生。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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