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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8 20:19:19瀏覽3448|回應2|推薦5 | |
西元1937年,小說家龍瑛宗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一鳴驚人,在日本文壇受到極大的讚譽。其後陸陸續續有小說作品問世,如〈趙夫人的戲畫〉(1939)、〈白色的山脈〉(1941)、〈一個女人的紀錄〉(1942)、〈蓮霧的庭院〉(1943)等。 戰後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家的研究,龍瑛宗無疑位於邊緣卻獨特的位置,「邊緣」來自於他的作品風格與賴和、楊逵、呂赫若等人的抗議文學明顯不同,他於二戰期間的作品甚至給人「皇民文學」的疑慮,因此並不受到戰後台灣政府的提倡與鼓勵;而「獨特」則是指他所繼承的傳統也與其他台籍小說家不同,他透過日文書籍的閱讀吸取日本及世界文學的精華,對於台灣的漢文以及新文學傳統始終保持著距離,他在登上文壇前,「不知道賴和與楊逵,也不知道前一階段台灣文學的狀態與傳統。」(註一) 龍瑛宗的短篇小說〈蓮霧的庭院〉(原名〈蓮霧の庭〉),或許正適合拿來了解龍瑛宗文學創作的時代背景。 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我」是一位台灣籍的單身漢,而「藤崎一家人」包括了藤崎少年、藤崎少年的父母親、藤崎少年的姐妹:美加子與萬里子。主角跟藤崎一家人是鄰居,都住在街郊外的三合院裡,彼此間常有往來,藤崎少年時常去他的住處請教算數,而他也常去藤崎少年家洗浴,雙方還經常相約去逛夜市、到市場吃東西。透過故事的鋪陳,〈蓮霧的庭院〉碰觸到當時台灣小說家鮮少關注的面向:台灣日籍移民的生活與心理,以及台灣一般知識份子與日籍移民的互動歷程。 先來談談第一點。 透過藤崎先生與台籍友人蔡先生的對談,我們知道藤崎先生因為「年輕氣盛,想到新天地去看看」,婚後不久便帶著妻子來台發展,二十多年間也未曾回過日本,並且打算「埋骨於台灣」。而藤崎太太則是另一種典型,她心不甘情不願的跟著丈夫住在台灣,雖然家道中落,卻依然有著一等國民的優越感。她抱怨著:
他們的兒子藤崎少年則是另一種典型,他出生於台灣(移民第二代),皮膚曬得黝黑,喜歡吃些甜粿、豬內臟等日本人不喜歡吃的台灣菜餚;他雖然也想回日本看看,卻不願久留。對他而言,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島才是他的故鄉。 藤崎家的這三人,分別象徵著日籍移民「順應」(父)、「反抗」(母)及「認同」(子)的三種典型。 再來談談第二點。藤崎先生遭逢生意失敗,而主角是個台籍知識份子,此種安排導致藤崎家與主角間社會經濟地位的相互趨近,藤崎先生甚至想將女兒美加子許配給主角,然而藤崎太太為了「體面」,並不贊成這件婚事,而他雖然喜歡美加子,卻也不敢奢望能娶到她。丁鳳珍在其碩士論文〈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中評論道:
除了婚事所突顯的地位落差,主角與藤崎家人的相處基本是相當融洽的,他們能一同在露天吃火鍋,酒興一來便跟著藤崎先生在月光下跳「都都逸」;在主角罹病之際,藤崎一家人也基於情誼加以照料,這些都是其他台灣日據時期小說所罕見的。此外,除了主角與藤崎家的往來外,藤崎先生的生意合夥人蔡先生也是個台灣人,而主角的另一個朋友森河君(小說中並未露面)是日本人。作者的這種安排,似乎也透露著主角與藤崎家的交往並非特例,而是一種社會現象。 龍瑛宗的成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因其冷峻諷刺的人性刻畫而享譽甚高,卻也有人認為那是皇民文學下的產物,並視之為一種墮落,以此觀之,〈蓮霧的庭院〉的創作時間更接近二戰中期,且意圖突顯台日住民間族群融合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蓮霧的庭院〉是一種皇民文學嗎?是所謂「中日孽緣」的產物嗎?透過小說主角之口,龍瑛宗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答案。
(註一)參見許維育,〈作家導讀:龍瑛宗〉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author.htm (註二)參見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www.ncku.edu.tw/~taiwan/taioan/ hak-chia/t/teng-hong-tin/sek-su/ch-3.txt 推薦閱讀:龍瑛宗,〈蓮霧的庭院〉。收入《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0。 2005.0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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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