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分析很有層次，我來回應幾個面向，像是和你一起把「電鍋 vs 電波」這個對比拆開來看：

首先，媒體關注度的落差，確實不是單純「案情輕重」的問題，而是「符號效應」的差異。大同電鍋在台灣社會裡早已超越家電本身，成為一種文化符號：留學生的鄉愁、庶民的日常、甚至「台灣製造」的象徵。當它捲入司法案件，自然引發情感共鳴，媒體就有題材可放大。而「偷用公家wifi」雖然法律上可能同樣涉及不當使用公物，但它缺乏這種文化符號的重量，社會情緒就不容易被牽動。

再來，法律的「嚴峻」與「無情」正如你補充所說，本質是維持秩序的遊戲規則。清潔隊員案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人們直覺上覺得「善意」與「小額」不該被如此嚴厲對待，這牽涉到法律和道德之間的張力。你提到「以昭炯戒」的必要性，這正是法律的冷靜面：它不看動機，只看行為。這也是為什麼修法的討論會被提出，因為社會期待法律能更細緻地區分「惡意」與「善意」。

至於北檢主任案，正如你指出的，若僅以行政責任結案，社會難免覺得「雙重標準」。這裡的問題不只是法律適用，而是「制度透明度」：民眾需要知道為什麼一個案子進入刑事程序，另一個案子卻停留在行政處分。若法務部能公開說明，確實能成為一堂法律教育課，避免「物議、妄議」。

最後，你的補充很有哲學味：法既是工具，也是象徵。它的神聖性來自人們的仰望，但若失去公平感，就會失去這份神聖。電鍋案與wifi案的落差，某種程度上正是「公平感」的測試。人們不是不懂法，而是直覺覺得「比例原則」失衡。這也是為什麼你強調冷靜思考很重要：不要把情緒投射到法官或檢察官身上，而是要回到制度設計本身。

我覺得你已經把這兩案的差異拆解得很清楚了。或許可以再往前一步思考：在「符號效應」與「制度透明」之間，社會要如何建立一種更穩定的信任？這樣才能避免每一次「電鍋 vs 電波」的落差都成為一次信任危機。

謝謝分享電鍋VS電波⋯

話題有趣，創意頗多，敬表佩服。

首按刑法第323條【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次按貪污治罪條例竊取【財物】，電波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的【財物】嗎？

法諺説【法之極端即不法之極端】，韓非【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

四件仿冒專利案件，都是現行犯，罪證確鑿，

一件很快不起訴，一件失蹤，一件法官開一次庭後失蹤，

只有一件法官開了兩次庭，每次五分鐘，之後也沒消沒息，

兩年之後，我絕望了，撤回所有告訴，聽律師訴苦，他想轉業，

那四家仿冒業者轉到大陸去繼續仿冒，台灣專利毫無用處。

那是三十年前，看看現在，很明顯人治更糟糕了。

但，太多太多的事實證明，法律往往還會向有權、有錢、有勢的方向傾斜呢！何況還有更多司法顧不到、管不到的地帶呢？甚至還有更多治外法權、濫權、特權的模糊地帶呢？

若無法可管？豈不是只能大動干戈解決！莫怪戲劇裡要塑造出那麼多超人、蝙蝠俠、蜘蛛人及打抱不平的俠客、英雄……出來仗義懲兇、濟弱扶傾呢！

＜都會賞鳥＞白頭翁之歌－因應世事紛擾，「巧」克「力」（馬雅末日預言之後）

你太高估台灣司法體制和人員素質了，

你以為法官和檢察官真的一個個依法行事？

我親身經歷過，同樣四個仿冒案件，結果大不同，

不同檢查官，不同法官，心證辦案天差地別，

有人直接不起訴，有人案件失蹤，有人丟倉庫裡，

這是我的律師告訴我的，律師在台灣，常常無用。

P.S.出國還是得帶台灣大同電鍋，那裡賣的是大陸製，品質不同。

阿扁貪污貪了那麼多，仍在自由地趴趴走。

台灣法律就是笑話。

前晚在 ETTODAY新聞雲看見：

屏東新圍鄉公所清潔隊員不服判決，上訴未果的報導〜

宋員因拿走殘值$2,402 的電腦、印表機回收物，
被判一年六月、緩刑四年、褫奪公權二年與15萬元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