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  在新大陸作舊文章

文房四寶指的是筆墨紙硯，這書房中的四樣寶貝。雖是四寶，其實卻是圍著毛筆一寶為中心。如今，這一寶也先後被鉛筆、鋼筆，以致於打字鍵盤印表機所取代，其它三寶亦失去必然性。四寶並稱，是在南北朝之後。品類繁多、爭奇鬥艷，最終真金淬火、王者勝出，四寶狀元以湖筆、徽墨、宣紙、端硯為定尊。指的是浙江湖州（今浙江湖州）、安徽徽州（今安徽歙縣）、安徽宣州（今安徽涇縣）與廣東端州（今廣東肇慶）。 

然而筆墨紙硯的歷史如今都因新的考古證物出土而修正。毛筆之源，一般都記在秦將蒙恬名上，然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上已有如假包換的毛筆“朱書”墨跡殘留。如此毛筆的出現上推殷商，蒙恬的意義被削去“發明者”的頂戴，降為“改良者”了。除了甲骨及彩陶的彩繪反映出毛筆的用筆特徵、運筆技巧之外，東周的竹木簡縑帛則更廣泛呈現使用毛筆的證據。如果“筆跡”只算是毛筆存在的“間接”證據，則發掘墓葬找到的毛筆則為“直接”證據。這些陪葬的筆有曾候乙墓（湖北隨州市擂鼓墩）所發掘的春秋時期毛筆，長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戰國筆，湖北雲夢縣睡虎地及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筆，及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縣鳳凰山、甘肅武威、敦煌懸泉置及馬圈彎、綏遠居延所出土的漢筆。這些硬橋硬馬的直接證據，使浪得虛名的蒙恬十分尷尬。如果武將蒙恬真的曾經在毛筆上灌溉耕耘過，他貢獻的該是將軟羊毫包在硬狼毫之外的工作，即是如今流行的“七紫三羊”或“五紫三羊”之類。 

毛筆的筆毫用料，與寫成的字的風格十分相關。毛筆出現在造紙發明之前，這可以解釋寫在竹簡上的隸書所特有的筆觸。這樣的筆觸在換成紙為基質之後，基本上失去合理性。楷書的出現，有美學加科學的邏輯必然性。在相似的推論下，以刀刻成形的篆書與更早的甲骨文金文，這些“紙前時代”的成績，皆難用“紙後時代”的邏輯去套用。 

一管毛筆向五湖四海出發，就發生筆毫用料多元百變的結果。百花齊放的成因，除了就地取材（北方多狼毫與山羊毫，南方多羊毫）之外，與民性悍柔亦多少沾邊。南甜北鹹東辣西酸，十分熱鬧。兩個“宇外”的例子，尤其耐人尋味：毛筆自遼東入高麗，今朝鮮半島的書法，尚狼毫硬筆；渡海東瀛，如今日本書道則以羊毫行草滑筆潤筆為通行。 

除了就地取材造成毛筆的多樣性之外，用筆作畫也參加了誘發毛筆取材多元的驅動力。檢查毛筆家族，除了六牲六畜皆上榜之外，連一般認為中國毛筆不用“羽毛”，其實也是少見多怪的誤解。林語堂曾有遊戲文字說改制共和之後，男人將腦後的辮子剪下，掛到了頸前（領帶）。如此戲言也可以套用在羽毛造筆的東西際遇上。東方將羽毛的軟羽部分入選，西方則逆向操作，相中羽毛的羽莖根部，變成沾水羽毛筆。東西方兩種語系的書寫差別，比辮子和領帶的差別還大。 

胡適四歲時（1894）隨父親胡鐵花渡海赴台上任台東知州（今台東縣），這位短命縣太爺因乙未割台而返陸，他的日記裡記下一段小插曲：他赴台的行囊裡有一百五十顆鹹蛋與四十枝毛筆，……。物換星移，今天這樣的場景該配上怎樣的應景道具呢？餅乾速食麵和手提電腦！ 

張大千訂製專用毛筆，毛取自牛耳內側的特定部位。遇有善問的記者專訪，曾換算出須集二十萬頭牛才得採足一公斤，……。真真假假，除了引動聞者的驚嘆，抬高大師的行情，也使我們大悟，毛筆除了寫字，原來“畫價與身價齊飛，廣告與宣傳一色”，毛筆之為用大矣！ 

與筆相依為命的胡適尊翁和愛筆成癡的張大千都不能阻止毛筆的退場。多少光輝燦爛的老字號製筆店，都擋不住歷史性的結構改變，只能出奇招來對抗門可羅雀的生存壓力。一度畸形火紅的，竟是將小孩初生的頭髮製成“胎毛筆”典藏。這樣的筆在一胎化的背景坐標之下，更是沾不得墨的生辰正帖了。 

文房四寶之首的筆幾乎離開文房，進了產房嬰兒房。那麼另一寶紙呢？ 

紙一般歸名於東漢蔡倫。但是蔡倫的名字也和蒙恬一樣發生了裂痕。絲路沿線考古發掘出土的紙，無一不早於蔡倫所處的東漢和帝年間，最早的甚至超過四百年有餘。目前整訂其先後順序，依次有西漢早期放馬灘紙，西漢中期灞橋紙、懸泉紙、馬圈彎紙、居延紙，西漢晚期的旱灘坡紙。蔡倫在造紙史上的角色亦因其生平的不詳而益發不可捉摸。只知道他是個太監。漢正史對造紙的過程已有技術細節的描述，具體詳實，惟對獻紙引發和帝龍心大悅的這位蔡太監著墨不多。只知道他因紙封“侯”，而竟介入宮闈權鬥，身敗名裂服毒自殺。這樣的情節，指向獻紙之“獻”，背後容有蹊蹺。蔡侯之於造紙，不像“耕耘者”，倒更像“收割者”，或“奪名者”。然而，紙畢竟是文明發展的基礎建設。蔡倫即使不是發明者，甚或連改良者亦不是，然中國畢竟在那個前後四百年誕生了紙。歐美對中國造紙的貢獻，似乎有意輕描淡寫，對於歸功於中國人的認定，態度是謹慎其外，規避其中。可是對於紙的沾光，則毫不客氣，用我們的造紙術成紙大印聖經，掀啟文明新頁。 

紙的出現，使中國的書寫告別竹簡；紙的出現，使西方的羊皮手抄進入尾聲。一整部新舊約全書，原需四百張羊皮才得抄竟，而一隻全羊只能製得面積大而齊整的羊皮紙兩張。這樣的給定條件，難怪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1397-1468）的聖經印刷（1455），劃分了基督教文明的分水嶺。跟在分水嶺之後37年的是哥倫布啟航美洲（1492）和62年之後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向教皇發起文革（1517）。這三件事是史學界公認的在14－15世紀之交，影響歐洲最深遠的三件事。而這三件事其實都由紙串成。這卻是中國人已廣泛用紙之後的一千五百年了！ 

文房四寶的紙，以宣州所造紙最著名，故稱宣紙。然而一般用紙與書畫專用紙畢竟兩回事。宣州產紙自隋末唐初已開始熱鬧，但並非書畫紙。後者的起源，眾說紛紜，有東漢、東晉、唐宋不等。目前較接近共識的屬宋末元初說。這個書畫用的宣紙，品佳耐陳，有“紙壽千年”“紙中之王”美譽，才是文房四寶所指的宣紙。此紙由宣州徑縣小嶺村所造，取當地青檀樹皮、稻草為原料，質佳如玉。宋末元初的說法，也吻合了行草的黃金年代。今天重看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行書，應該可以理解，這樣的運筆，逸興湍飛，沒有宣紙的紙質，斷難支持行書的大盛。 

紙筆墨是書寫的必要條件，但是墨在沒有玻璃塑膠的時代，無比麻煩。筆墨不順手，平時已是生氣的源頭，若文思受阻，更是發火的對象。偏偏墨的“理想狀態”是絕對主觀的事情。這哪裡是現成的墨汁滿足的了？將液體的墨，分成發墨的工具與濃縮的乾墨錠，然後“請君自便”是雙贏的解決。 

墨的發生明顯地得自炭灰煤煙的靈感。這點在漢墓出土（荊州鳳凰山）的物證上證實。然而這漢墨卻有別於今日慣見的條墨而為顆粒狀。使用時將顆粒加水入硯，再用研石壓磨，等於是磨豆成漿。至於後來如何摒棄研石以墨錠直接就硯，則尚待銜接物證出土，僅止於推斷。 

墨依燒製原料，分為油煙墨（桐油）、漆煙墨（生漆）及松菸墨（松枝）。不過製成墨錠不但加入麝香、冰片，而且成品雕繪山水人物、五彩斑斕，且置入錦匣，往往到了令人捨不得用的程度。須知：郵票還是郵票，但以集郵為訴求，真要打戳投郵，反引焚琴煮鶴的嗔怪。 

這樣的質變也發生在硯。硯在西漢已使用。與墨同步出現，自屬合理。文房四寶，或曰筆墨紙硯、或曰紙墨筆硯，並無排名涵義，真要煞有介事爭論首從，實乏邏輯深意。但畢竟有此一說，將硯列在首席：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中說“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取索，可終身與倶者，唯硯而已。”應是以金石不壞著眼。一方石硯，數易其主，輾轉流離，背後往往穿鑿血淚曲折，引人暇思。 

硯，今有四大名硯之說。指的是端硯、歙硯、澄泥硯與洮河硯。也就是三石一陶。端硯是硯中極品，產於端州（今廣東省肇慶）。歙硯產於歙州（江西省婺源縣與安徽省歙縣交界的龍尾山）又稱龍尾硯。洮河硯產於甘肅省臨潭縣境內洮河。一陶所指澄泥硯在山西絳州（今新絳縣），是唯一燒製的硯品。然不論陶燒石鑿，都容易由儉入奢，離開寫字而成玩物。例如號稱天下第一硯的端硯，以端州肇慶東郊的端溪紫巖為貴，須攀登危崖鑿石取材，而石又有山水星斗以至隱紋異像等等機會上的偶然。千載搜採，石源將盡，如今一硯難求，真有一端硯在手，早已神佛，哪裡還討論寫字？ 

例如澄泥硯，自唐宋起即為貢品，武則天、蘇東坡、米芾、朱元璋的名字，都曾經和它連在一起，乾隆且有“撫如石，呵生津”的讚譽，這樣鯉魚躍龍門的國際紅伶，誰還敢讓她洗衣燒飯？ 

令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藏硯”、“刻硯”之外，竟出現了“賞硯”、“訪硯”的節目。一塊頑石，也可以如此小資。 

墨和硯這兩寶，今天看來，引起我們致敬的不是那些雕刻作工的花俏與繁華，而是透過一種簡單的科技邏輯，將墨水迳分成乾墨與硯台，成功地解決了墨水的攜帶不便，與濃稠因人而定，隨心所欲兩大難題。因為墨條在硯台上的重建潛力，使墨水的品質到達人人滿意的恆定，這實在是易忽略而了不起的發明。 

冬夜雪霽，落地聽針，用手輕撫桌上的石硯，彷彿一種天方神燈的錯覺在掌下悸動。整個新澤西在瞑想中沉沉睡去，而石硯背後祖祖輩輩的寫字主人，卻自宋末元初醒來。新大陸的新，使得小橋楊柳的輾轉依違被ABC給狼狽叫停。在紐約唐人街招牌的中文書法甚至被誤漆成鏡像，反應的不但是毛筆和毛筆所織成的錦繡世代，一去不返，而且是能用毛筆的人口，在洋插隊之後的蕭條。 

伸手觸及電腦的鍵盤，文房四寶的大夢應聲而碎，我突然輕快起來！既在美國，王羲之寫的和王二麻子寫的，不是一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