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底，看了李安改編自班‧方登作品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爭》，透過回憶與現實的交錯，我看見英雄從軍的不得已，感受他們對失去的恐懼，以及和同袍的相濡以沫。在球賽中場表演時間，這些B班的戰士們走位、換裝，配合演出，從英雄變成演員和小丑，取悅觀眾，荒謬至極。而閱讀班．方登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與切．格瓦拉的短暫相遇》，亦不時感受到魔幻與現實的分裂，如瘴癘沼澤升起的夢境，命運鋪天蓋地而來，難以脫逃，只能任由無力感席捲全身。全書由八個短篇組成，其中四篇寫海地、一篇寫緬甸、一篇寫哥倫比亞、一篇寫獅子山，最後一篇則透過音樂神童安娜的故事，帶出十九世紀末的歐洲氛圍。

　這些內容涵蓋了不同領域的知識，從鳥類、宗教、毒品、貧窮、內戰、志工救援到禁運制裁等，每每讓我驚嘆作者的博學與用功，為了寫這些故事，他顯然必須藉由大量閱讀、神遊與想像力來支撐創作。作者自承這些故事當中，有不少是從新聞報導中某件事開始的，加上他長期往返海地，以及自幼生長在美國南方，童年曾見到許多狂熱且讓人覺得丟臉的種族主義者，因為金錢跟膚色留下道德淪喪的證據，於是開始詮釋記憶中那些困惑與羞愧的強烈感受。書中的異國，無非是班‧方登試圖藉由想像讓自己進入在分隔線另一邊的現實，透過這樣的凝視與想望，在心裡演練另一種生活。像是在〈海地之夢〉中，主角感受到這地方的純粹力量餵養出的一種痙攣、一種噁心、一種耗盡而虛弱的興奮感，他遇見了一個靠著空氣和感召而活的男人，憑藉意志力讓自己不致崩潰。海地人有句俗話是：「揮出拳頭的人善忘 ，留下疤痕的人牢記。」牢記，暗示著更進一步的暗暗忿恨、反思、探究、質疑，跟分析。在極端的情形下，這些也是存活的工具。作者發現在這個世界裡，飽受欺壓折磨的人的意見其實非常值得推薦，所以他把在海地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跟市井小民相處，而他們通常是權力施加的對象。

　就像在〈布基與古柯鹼〉裡，他寫海地因禁運政策以致醫療資源不足，某個漁夫在失去了四個孩子之後，用照明燈照亮水面，把小魚跟雞內臟鉤在一串魚鉤上，然後讓自己漂浮者，「與其說是在想什麼，不如說只是意識著自己生命的存在。映照，這比直接去思考全世界你無法真正解決的問題要來的好，例如走私的問題或是政治的混亂，或因為每天都得吃飯而衍生的麻煩，或者孩子的死亡。」漁夫因哀傷而整個人支離破碎，他的妻子則陷入沉默，讓生活本身變成一種祈禱。發現走私毒品的漁夫一再被警察或政客所欺騙，最後的結論是：他們拿走那些毒品也是為了自尊，因為在這個國度裡，你不是當傻瓜，就是當賊，這是在這世界上僅有的兩個選擇。這是多麼絕望而悲痛的體悟，面對看似如常的生活，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但敏銳的創作者總能感知本性裡的某種東西不肯就此罷休，「或許是某種深刻的不自在，或許是一種人為做作的感覺。在明確的秩序底下的一種混亂。」所以才能挖掘出底層人民的疤痕與印記。班‧方登在此篇中論及善惡之辨，他說：「冷酷無情也是一種天才，善的力量總是要考慮到某種超越我們自身的東西 ——我們會否定自己，以服事更高的存在，但是邪惡是純粹的，邪惡只會釋侍奉自我，唯一的侷限只有你的想像力。」當邪惡的組織像精緻的機器一樣美麗，並且是一具可能永遠不會停止的機器時，人們的出口在哪？正義有無制衡的可能？

　是以閱讀此書，時有被絕望淹沒之感。如描寫出產血鑽石的〈獅子之口〉，彷彿是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的非洲內戰版，班‧方登以國際救援組織志工吉兒的視角，觀看這個苦難的國家，「她雖然選擇了這樣的生活，但是長時間下來，在不知不覺之間，上千個被截肢者槁木死灰地凝視，已經將她工作中的意義感完全抽乾。那些眼神，那種永遠盤桓在難民營上的絕望的氣氛，暗示著他們知道吉兒並不知道的一件事，她花了好多年才終於了解的一項基本的事實，他們已經完了，他們的人生已經結束了——如果現在還沒，那也快了。」這點同樣適用於幾乎其他所有獅子山國的人，志工的工作只是在拖延，只能給極少數人帶來短暫的安慰與希望，她所做的是從窗戶遞給他們一杯水，但房子正在他們周圍燃燒崩塌，她無法拯救他們，她無法拯救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對於海外志工充滿浪漫懷想的人，此篇不啻是一個巴掌，打在一廂情願的臉上，那似乎永不停歇的內戰與對抗，讓信仰與理想顯得無力，甚至日益崩毀，這使得志工在這裡的存在成為最糟的一種自我陷溺，她的志業不過是持久的幻想。我覺得作者針對主角到第三世界的自我放逐或尋求救贖，有一種自我投射甚或反思的意味，是中心與邊緣的思辨，也是對不平等姿態的深沉質問。

　《半場無戰事》的比利‧林恩從伊拉克回到美國後，反而陷入另一種危機，他再也不是原來的自己，化身為英雄後，讚美如潮，燈光大亮，掌聲與媒體同包圍，還有滿心崇拜、投懷送抱的美女，以及接踵而至的邀約與拍片。救不回的上司，死在面前；埋伏的敵人，死在手下。感覺無能無助又無奈的比利，被迫不斷回想這一天，還有人要為其留下影像誌念，這對年輕的士兵來說，是多麼的難堪與諷刺。而〈亞洲老虎〉此篇，同樣有類似的嘲諷，以一名戰績每況愈下的美國高爾夫球選手，被延攬到緬甸與政商名流以球社交，凸顯官商勾結下的政治醜態與內戰悲哀。文中談到高爾夫球文化與民主自由的關係，「有高爾夫文化的國家極度偏好民主、自由市場，是典型的開放社會。高爾夫文化的國家很少會打仗，就算打仗也從來不會是互相打。高爾夫是最終極的中產階級運動，而中產階級想要什麼？他們想要的是和平。秩序。安全。他們想要一個有利於做生意的社會結構，讓他們可以做他們最擅長的事 ——賺大錢，那就是你們布爾喬亞中產階級帶來的文明效應。」對照當時的戰亂不安，這段話實為犀利的反諷，主角陪著政客一邊探看高爾夫球場的地理環境，一邊聽聞反抗軍的戰火砲彈在耳邊響起，槍聲在遠處喋喋不休，像鋸床腳的聲音，破碎襤褸的煙飄在山頭上，官商勾結的利益輸送在其中進行，而他是顧問與橋樑。既魔幻又寫實，字裡行間盡是令人揪心的嘲弄。

　書中最後一篇〈給十一隻手指的幻想曲〉，讓我聯想到李煒的《影像的秘密》。同樣以二戰德國納粹時期的藝術人物為主題，一個是鋼琴天才少女安娜，另一個是希特勒御用的女性影像工作者里芬斯塔爾，前者的彈奏如一陣完美的微風吹過八十八個黑白琴鍵前，將旋律轉變成一個精緻的風暴；後者以混合了美麗與崇高的作品為希特勒塑像，美化了第三帝國。但安娜因猶太人的身分飽受攻擊，最後以自殘的方式對自己成為政治獵物提出抗議；里芬斯塔爾則在帝國滅亡後，繼續在骯髒卑鄙的泥淖中爬行。在誠實與欺瞞、勇敢與懦弱之間，高下立判。讓我特別動容的，是文中提到「做自己」的譬喻：「他在做他自己，或許是他生平第一次。我想那就像是在屏住呼吸那麼多年後，第一次深呼吸。」真是既動人且憂傷的說法啊! 我想到班‧方登曾提及對美與樂趣的信仰，他說：「一個被剝奪了美與樂趣的人，會跟海地人所說的殭屍沒什麼兩樣――會是一個跟自己的靈魂斷絕的人，一個只為他人利益而從不為自己工作的人，一個心不在焉地只會尊重老闆的命令，生存在情感與心智的迷霧裡的人。」這段話用在這兩名女性藝術家的身上，恰巧是極適切的判準：是為自己深呼吸，還是為政治利益服務？

　班‧方登的小說主角總是走到很遠的地方，像似作者要離開曾帶給他困惑羞愧的美國南方家園，但有一種奇怪的反轉發生了：他沒有留在家，家卻留在了身邊，而且在很多方面，這也成為它唯一仍舊存在的地方。他以文字回去記憶中的地方，就像拿著望遠鏡在看一樣，「距離暫時被跨越了，但並沒有被消除；物體變得清晰 ，但並沒有變近。某種擠壓、縮減確認了距離的存在，而或許疼痛就是因此而來。」這是他寫作的理由，也是我閱讀的感受，班‧方登一路寫回家，而雖然書中的國家離我很遠，但乘著書寫的翅膀，我也抵達了那處荒謬而無力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