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肉球覺得, 以達摩祖師的修為, 心裡已沒有 "失望", 雙方不投緣, 他就去別處傳佈佛法了.

笑笑爸爸確為別出心裁, 小肉球是他的義女, 俺和他老人家抬抬槓而已, 雁兄放心, 咱們父女之間毫無所爭.

您瞧, 小肉球是槓子頭, 連您這帖都要小小槓上一下.

俺非第一名, 但看懂, 它不是文言文.  但, 俺不能受, 諾頓爵士謬讚, 俺差的遠呢!

* 紀傳體(以人物為主軸)、編年體 (以時間為主軸) 是編纂史書所使用的體裁，體裁並不能決定某部史書是「正史」、「別史」、「雜史」、或「野史」。

* 「正史」有狹義與廣義之銓釋，爭議多。

《史記》：有人主張私撰，非正史，亦有人提出證據，司馬遷成書必須上奏朝廷獲得批准，故既為私撰，亦為官修。無論如何，它已被視為正史，因為沒人稱它「別史」、「雜史」、「野史」、或「秘史」。

《資治通鑑》：既為官修，又為私撰，因為司馬光乃奉詔而撰，採編年體，正史。有些學者只把二十五史視為正史（即狹義的正史），但多數史學者視其為正史（廣義的正史，即不局限於二十五史）。

* 您說「“正史”類圖書從來沒有著錄過包括在內的編年體史書」：那是您採用正史的狹義解釋，只把二十五史視為正史，它們碰巧都是紀傳體。

* 您說「《春秋》是經書，並非正史，但它比正史的地位還重要」：它當然是六經之一，但亦為史書。至於它是不是正史，詳見百度百科：

我们的历史，自上古以至秦、汉。可称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谷梁》）与《国语》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门弟子参加修整过的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后人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那便是说，我们所保留的五经资料，都是具有充分价值的史料，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正史的题材。

* 咱們看法不同，就此打住，本篇文章主旨並非在談正史。

侯景認為梁武帝不構成威脅, 反正年紀那麼大, 所以就不殺他. 

同意您, 李後主也一樣, 宋太祖滅南唐不殺他, 他不構成威脅, 可是他偏偏要寫詞感嘆 "故國不堪回首", 碰到心胸狹窄的宋太宗, 就使用牽機藥把他毒死了.

(1) 您似乎一直在 "紀傳體" 上打轉, 以為正史非是紀傳體的史書不可.

(2) 下引自維基百科:

正史，是史官（或史家）對歷史的詳實記錄，有別於古代私家編撰史書，即所謂野史。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說法。

「正史」一詞最早見於阮孝緒《正史削繁》，有正史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因紀傳體《史記》、《漢書》之書，以帝王（本紀）為綱，故稱正史。至清乾隆四年修《四庫全書》，確定《史記》至《明史》二十四部正統紀傳體史書為正史。而其間的「三史」、「四史」、「七史」、「十一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都可稱作正史，《二十五史》之中，字數最少的史書是《陳書》，大約20萬字；字數最多的是《清史稿》，大約500萬字。《明史·藝文志》又分為紀傳、編年二體，所謂正史，為各朝政府為前朝所編修史書，二十五史皆為紀傳體，無編年體。 [按: 您說《清史稿》非正史, 這裡就把它列為正史]

著名的編年體史書有：中國的《春秋》、《竹書紀年》、《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明通鑑》等，以及日本的正史六國史，《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等，越南的正史《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等。而《史記》等中國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則是以紀傳體的形式記述的。

(3) 所以故, 正史不拘於紀傳體或編年體.

(4) 俺並未將正史限於官修, 私撰之史書若經官方或權威史學家 "扶正", 則亦成正史, 例如春秋、史記、資治通鑑.

小肉球給蔡老大這帖翻譯一下好了:

該死的壞女孩！ 男的呀, 你頂嘴吵架, 女的呀, 你頂嘴吵架, 孩子呀, 你頂嘴吵架, 現在, 連老頭呀, 你也拼命頂嘴吵架!

該死的壞女孩!  （每次，我那兇巴巴的第四姊姊頂老奶奶嘴時，我89歲奶奶罵她的口頭禪）

蔡老大沒在挑撥離間、沒在惟恐天下不亂吧?  沒在乘機罵小肉球 "兇婆娘" 吧?  俺哪是兇婆娘, 俺在釐清事實.

* 達摩會梁武帝出於《傳燈錄》, 此一連結提出《傳燈錄》多虛妄不實傳聞, 主張達摩與梁武帝可能根本沒見過面: 

歷史之謎----梁武帝有沒有會晤過菩提達摩之謎(山中札記): 據一些古籍所載，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會見過菩提達摩，請教「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達摩答道：「並無功德」，「此有為之善，非真功德」。雙方「理不契機」，不快而別（見《歷代法寶記》）。後來達摩進入北魏，長期定居於嵩山少林寺，收納門徒，傳授禪道。

不管二人有沒有見過面, 二人見面不快而別, 乃古今之公論, 笑爸給梁武帝翻案, 小肉球覺得翻不起來.

* 此一連結認為兩人見過面, 嘿, 竟連日期都清清楚楚--

梁皇寶懺: ... 讓我們再看看佛門另一段最有名的「公案」，就是達摩祖師和梁武帝之間的對答 。西元527年，就是梁朝大通元年，菩提達摩從印度坐船來到中國。九月二十一日從廣州上岸，這時中國的梁武帝是個非常喜歡佛教的皇帝，十月一日，達摩受梁武帝之邀來到首都南京。

梁武帝問：「我自即位以來，供養佛僧，建造寺廟，抄寫佛經，這究竟有多大的功德？」達摩說：「這根本沒有功德可言。你所說的只是世俗的小果報而已，談不上真功德。真功德是最圓融純淨的智慧，它的本體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結果，梁武帝聽了非常不高興，就不願再和達摩談下去----十月十九日，達摩自知與梁武帝法緣不合，就渡江到北魏去了。之後，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終究沒有再理會梁武帝 ...

我們來看看中國正史中對梁武帝的記載： ... 梁武帝蕭衍在襄陽初起兵的時候，曾默許部下毀銅佛以鑄錢。但他稱帝之後，卻崇佛不移了。於是，大造寺廟、誦經許願之風席捲大江南北，佛教的傳播出現了空前盛況。... 在其大力倡導之下，南朝佛教很快達到極盛，僅京城建康一處，寺院就多達五百餘所，僧尼十萬餘人。... 全國人口中，寺廟僧尼幾乎占了一半。他們不輸租、不納稅。此外，還有一大批養肥了的寺院地主和皇族世家，造成百姓的沈重負擔，把國家弄得山窮水盡。

這時，權臣侯景與蕭正德勾結乘機起兵，攻破台城，史稱『侯景之亂』。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台城被破時，侯景縱兵掠婦女珍寶，殘殺百姓。八十六歲的蕭衍被囚禁於台城淨居殿，據說，梁武帝病中嘴裏發苦，想吃蜜糖，侯景拒絕供應，蕭衍口喊「荷荷」而死。這就是梁武帝餓死台城的故事。

即使當時的史籍裡也記載了對於梁朝時代舉國迷信佛教的描述：『……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皆非法，養女皆服羅紈。』

這樣的描述不僅讓我們感到非常熟悉，不正是我們台灣的現況嗎；不僅同樣有著政治勢力對峙的情形，台灣民眾對於宗教的耽迷以及寺廟的窮極宏麗，各地辦法會次數的頻仍，規模之盛大，花費的驚人，即使在戶口上肯定也有類似的情形，因為台灣空有很好的戶籍制度，但是，有警察會去寺廟裡清查戶口嗎？如果真的有不識時務的警察敢去一些大廟裡徹底清查，保證可以找到一大堆失蹤人口；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因為照規定，離家外出旅遊，住在飯店旅館都需要報臨時戶口，那麼幾年前在中部某大廟「突然」被偷偷摸摸剃度，又被窩藏起來的年輕僧尼，怎麼可能會讓一大群家長因為遍尋無著，找的呼天搶地，叫罵抗議呢，只要到所屬轄區的派出所查一下臨時戶口申報單，就知道有沒有藏身其中了，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答案不正和梁武帝時代一樣，因為這些寺廟裡的僧尼是根本不用去理會國法的，而警察單位明明知道有這種情形，也不敢去管，不能去管，否則不只是會被抨擊是干涉宗教自由，甚至還有可能被當成不識時務的祭品，因為別說小小的警員，連警政署長、法務部長、司法院長或者總統遇見這些佛教的大師都還要雙手合十，甚至為了選票，還要去頂禮請益呢？

但是，以古鑑今，梁武帝的例子不正好給了現今狂熱過度的社會風氣一記當頭棒喝嗎？如果台灣的社會大眾不能記取這樣的教訓，歷史的悲劇是會一再重演的。

至於「功德」--------梁武帝得到的「福報」是活活餓死！那麼現今這些肯出一百萬，數十萬白花花鈔票的「總功德主」、「副功德主」、「壇主」、「副壇主」又會得到什麼樣的「福報」呢？』

上面這些話, 小肉球深有同感.  俺自返台以來, 從沒看到恁多佛眾, 更從沒看到恁多流浪動物, 俺去拜訪過他們, 無奈太熱衷做法事, 未誠心力行佛法.  所以故, 俺入佛門, 卻全然不把台灣佛教山頭放在眼裡.

* 關於梁武帝會達摩, 下面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文 梁武帝與達摩談禪 提出其看法, 達摩與梁武帝說佛理 --

梁武帝聽了茫然不知所云，於是咄咄逼人直問達摩道：「既然無聖，那麼現在與朕說話的人是誰?!」梁武帝如能感悟到這個層次就功德圓滿了，可惜梁武帝執著有為，心存邪見，不識真正法性。達摩此時自知無法度化這位皇帝，於是告別回驛館。

如果兩人會過, 達摩乃在度化梁武帝, 然而梁武帝聽呀聽, 越聽越覺刺耳, 達摩沒滿足他的虛榮心 -->

武帝：「對帝者誰？」

小肉球讀到這句, 一看就看出來梁武帝已在發火, 抬出他的帝王身份, 企圖壓服達摩, 因為達摩回答他的話讓他超級不爽.  梁國呆不下去, 達摩只好摸摸鼻子一葦渡江去了.

笑爸, 小肉球在本文正文第一行, 提供笑爸「達摩與武帝高深莫測的對話」的連結. (http://blog.udn.com/kinghung000/7023724).

您舉《景德傳燈錄》卷三 --

武帝：「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不可勝記，有何功德？」
達摩：「並無功德．」
武帝：「何以無功德？」
達摩：「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武帝：「如何是真功德？」
達摩：「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達摩：「廓然無聖．」
武帝：「對帝者誰？」
達摩：「不識．」

您評: 以上兩人對話，有心人一定會問：一個修佛數十年的梁武帝．同時他亦是位飽讀經書的人，不可能連老子道德經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沒有讀過！怎會向達摩提出如此淺膚的問題？建寺廟，印經書都是有相佈施，一般人都知此為小果，無功德可言，梁武竟然在達摩大師前提出？

更突兀的是他提問，坐在對面的是誰？此問題表面幼稚，其實是梁武帝考驗達摩修持的功力．因為前面對話，達摩一再強調修持最高境地，是〔空寂〕，〔無我〕．而武帝就實問：坐在我對面的是誰！如果達摩實答，就完全推翻他前之所言，達摩不愧是智慧雙具之一代宗師，用輕輕「不識．」兩字來回答，與上面「體自空寂」「廓然無聖．」相呼應．真是高妙無測．

此次倆人對話，可說是棋逢敵手，平分秋色．從本文第一段中可知梁武帝是一位奉佛數十年．持戒嚴謹的〔皇帝菩薩〕，絶非等閒之輩？［大師達摩心知肚明，他遇到一位可敬的對手，於是連夜一葦渡江而去！

您在樓下說:

正史都是紀傳體   2012/11/11 09:44: 《梁書》是正史，編年體的《資治通鑑》不是正史

小肉球乃在回答您這句話.  據俺所知, 正史有紀傳體, 有編年體, 而《資治通鑑》雖為私撰, 已被古今中外的歷史學者視為正史.

據俺所知, 歷史均粗分為正史 (官) 與野史 (民), 要細分的話又有細目分類, 但大致都分正史與野史.  以下幾個引述連結可作參考:

* 譚伯牛:正史與野史的區別究竟在哪裡? :  或曰，區別在於，正史多為官修，野史出於私撰。但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史記》乃是毋庸置疑的正史，而且，唐代以前的正史編撰亦皆“由個人或史家家族著手進行的私人或半私人的計劃”，從唐代開始，官修史書才成為主流（楊聯陞《國史探微‧官修史學的結構》）。
 
那麼，修正一下，可不可以說，自唐代以來，隻有官修史書才有資格稱為正史？答曰，不行。因為反証很多，舉個顯明的例子，那就是明清易代之際的史事，我們若隻看《明史》與《清史稿》，是不得要領的。因為，我們看見的全是“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清聖祖語）的從容景象，邪性的暴力的殘酷的東西幾乎全消失了——不僅對清代有掩飾，對明代帝王也有“為尊者諱”之處；清帝囑咐史館諸人，要他們“力求平允”，不許批評明帝（劉承幹輯《明史例案》卷一）。不得已，我們還要找出很多私家著述，參以故宮“秘檔”（包括比對刪改前后的不同《清實錄》版本），乃至征引朝鮮國史，才能拼出一幅大致清楚的歷史畫卷。以此之故，孟森撰《明元清系通紀》及《滿洲開國史講義》，就比《明史》和《清史稿》的有關記載更像正史。三百年前如此，三百年后也有類似的例子，譬如，西安事變與抗美援朝兩件大事，讀者若非以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研究》）及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二人的研究成果為指標性讀物，那麼，所得或竟真是“稗官小說”之類的“野史”，而不足與語“正史”。然則，以官修與私撰來區別正史與野史，這條路子行不通。

　　那麼，正史與野史的區別究竟在哪裡？鄙人答曰：曉不得。

　　也許，什麼是正史，什麼是野史，根本是個偽命題。產生於后現代主義運動的各式歷史哲學——其著者如新歷史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早已挑戰乃至試圖取消歷史的客觀真實性，只承認歷史書寫不過像小說一樣隻是一種“虛構”，歷史學家的職責是也隻能是完成一個從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闡釋循環；文本以外，一無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管他什麼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興起有絕續的思想，全不過是此一時彼一時的“虛構”，真實雲雲，意義雲雲，茫不可辨亦不須辨矣。這麼一來，不要說正史與野史沒什麼區別，史書與侃大山也沒了區別；省事倒是省事，隻是對於絕大多數並不能從純粹的理論思辯中獲得快感的人（譬如在下）來說，未免有點悵然若失。

　　不過，話又說回來，后現代主義史觀——如果有的話——集矢反對的還是所謂“宏大敘事”，譬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民族國家的建立神話，現代化進程的天然合法性，等等；若真能將這些“大詞”剔除，只去尋求具體而微的史實，最大限度逼近人與事的“歷史真相”，回歸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左傳正義》杜預序）的中國史學傳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少談些主義，多講點故事，不亦樂乎？

　　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了這個專欄。需要申明的是，此所謂故事，是指過去的事，並非“故事會”的“故事”；而且，只揀那些說不太清楚的故事，往復辯難，傳信傳疑，雖不能說將疑案皆辦成定案，但務必杜絕強行翻案。言行能否一致，尚祈讀者諸君監督賜正，敝人不敢自必也。

* 正史和野史的區別有多大，那個更可信: 正史是以帝王傳記為綱領並且由宮廷史官記錄的、有別於民間野史的中國史書, 也就是所謂官方版本, 正史不一定就是歷史真相，但比野史更可靠，也更具權威性.  畢竟會受到當時政局的影響, 對於前朝的事情也許是寫實, 但對於當朝的事情是不可能完全寫實的, 總會帶有一些偏袒的意味，在內容上也許會有所省略.  如果內容在皇帝看來過於“偏激”, 這本書就不要想會留存下來. 

而野史一般認為是指古代私家編撰的史書, 野史部分內容正好可以補充正史所殘缺者, 畢竟有些野史是寫民間故事的, 大多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 其中影射了許多當時社會的背景一類.

正史是官方寫的, 往往在編寫時會把不利於自己的進行刪除, 會確乏公正性。野史是民間獨立人士編寫的, 往往帶個人色彩失實較多。作為治史者, 應把正野史結合起來研究參考, 俾得出真相。...

個人認為野史的可信度較高，因為正史是以國家政府編著，由於國家利益聲望的原因必定很多修改，中華近代史就是個例子, 其實可信度是由你自己決定的，歷史這玩意兒很多時候是要靠自己的分析得出結論的.  [小肉球按: 這位作者是陸人, 不相信任何政府編的正史]

* 為什麼會有正史跟野史呢？:    中國人的歷史觀很有趣，把歷史分成「正史」和「野史」。... 「正史」的定義為何？中文字典所下的定義是──

正史：史記、漢書等紀傳體的史書。

野史：私家記載的歷史。

* 正史、別史、雜史、野史、稗史的區別:  “正史”一名，到唐修《隋書·經籍志》時才正式設立。是歷朝歷代從維護統治者的利益，鞏固封建政權的立場出發，依據規定而著的史書。包括24種紀傳體史書，諸如《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別史”是正史的別支，即官定正史以外的史書，其實正史與別史並無性質上和價值上的區別，只是正史是經過命令規定，而別史是未經命令規定而已。“雜史”是指其體例、內容都不如正史、別史那樣嚴謹完整的史書。它是異體雜記，是不受體例拘束的一種體栽的史書。 “野史”是指私人撰述的史書。“稗史”也就是小說，如元人仇遠的《稗史》、《漢武帝內傳》。

* 我認為《史記》是野史的原因: 最近在思考中國的史書，感覺《史記》是典型的野史，不是正史。所謂正史，其實就是官修史書。那麼，官修史書，也就是正史，應該具備這幾個條件：一是由官方組織修史機構，二是由官方組織專門的修史人員，三是由官方支付修史的費用，四是所修的史書必須得到皇上或皇上代理人的認可。因此，《晉書》、《金史》等正史無疑。

如果不符合上面條件的，那就不應該算作是正史。那麼，《史記》呢？司馬遷雖然在官府拿工資，但他寫《史記》，沒有得到皇帝的授權，他也沒有組織專門的修史班子，費用全靠他自己出，最終作品也沒有讓劉徹審閱通過。因此，他的《史記》，跟《蜀碧》等的寫作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我個人認識，《史記》就是典型的野史，但后來為什麼成了所謂的正史呢？ ... “正史”這個概念出現也晚，因此，傳統上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把“正史”這個術語確立之前和之后的歷史編撰有一個區別對待，此術語出現之前的，以質量論之，這術語出現之后，以是不是官修論之。在出現“正史”這個術語的時候，《史記》已經被定為正史。  二房乃至三房都有被扶正的可能，何況《史記》早就已經被扶正了，是事實上的正房。后出的“官修”為正的“法律”不適用此“法律”生效之前的情況。 [小肉球按: 這位作者有點顛倒, 文題說史記是野史, 內容卻說史記是正史.  史記確實早就在 "正史" 兩字出現前就已被扶正為正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