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維護國家統一的鐵血決心

（二）

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誰知毛澤東於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一步到位，等尼赫魯反應過來，西藏已在中國手裏了。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並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臺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的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麼樣的麻煩，至少航太、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麼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於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建國第二年就決定並完成的驚天偉業，並非“布哈林式”的帳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並東南亞國家獲得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並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 。事實並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願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當時史達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 。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撿軟的捏”。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 ，並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和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願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史達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於1953年繼而1955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達條約中已吞到嘴裏並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史達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並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史達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於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史達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史達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紮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後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3月5日，史達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後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係。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係定位有著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

說到西藏，讓人想起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製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印度事關西南穩定，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月後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範圍內，不讓第三國捲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甘迺迪宣佈最後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全面停火。一月後，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乾乾淨淨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後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於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留將來從長計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今天總結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退與戰和于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禦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 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讚歎並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雲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雪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與赫魯雪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大衛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並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大衛營會議”，隨後赫魯雪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於“G2”共治的赫魯雪夫說：“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太空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並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雪夫“塗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雪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畫”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後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後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雪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雪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係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此後中印關係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畫”，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 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後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後，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於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毛澤東告訴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4年10月11日，赫魯雪夫下臺。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子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係中的“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鬥爭終於迎來了不利於蘇聯卻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 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森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森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森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以鬥爭求和平，敢於鬥爭，也善於鬥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並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森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 2012年5月19日，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在香榭麗舍大道發表首場講演時說：“曾經有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是好是壞歷史會有說法。作為一位沒怎麼出過國的政治家，他在中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援後，在外交領域，他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存在變得非常卓著。曾經有一段時期，毛澤東毫不畏懼與我們法國對峙並一路走來。可見，執政黨在自己的國內，獲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國民以天下為己任，在某些場合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國家的未來，不惜付出些許代價，一個國家如果有了這樣的力量，外交才會有根本的力量。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我對毛澤東的外交感觸最深的地方。”奧朗德深情地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國人民的大救星。” 曾有美國人告訴筆者的朋友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鬥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來源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