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維護國家統一的鐵血決心

（一）

摘要：

◆1945年7月史達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 。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佈普遍處於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於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

◆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援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鄧小平特別告誡：“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以鬥爭求和平，敢於鬥爭，也善於鬥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正文：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邱吉爾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 。11月19日即史達林與邱吉爾達成那份秘密瓜分歐洲的“百分比協定”後的一個多月，史達林便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史達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史達林拉上極不情願的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達秘密協定”，並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後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於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後史達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後，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史達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於今後軍隊與黨的關係，檔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党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係，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係。”這份檔最後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鬥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並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採取懷疑態度，對於許多工作不願實行認真的轉變，不願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於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後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並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後，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後，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並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 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後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史達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史達林反目後，史達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後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於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

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並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鬥爭。在中共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後，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麼點“半獨立性” 的蔣介石，李宗仁於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後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並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史達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史達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史達林反復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佈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 。至於史達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史達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達的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 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麼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史達林的“勸阻”，決然過江，並於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後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餘裏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隻“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後逃出長江口 。4月26日，邱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 。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於“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麼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的歷史，我們真得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佈特徵符合原子結構 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於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為此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 。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佈普遍處於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於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如果我們知道這些，那就會知道毛澤東統一中國對於中國及亞洲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並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薰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後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於它的後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較同期的中國，在中國有一支聽命於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卻信奉什麼“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說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 。 “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儘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幹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有了一支聽命於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並於兩年後實現中國統一。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及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党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有什麼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麼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後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援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於誰領導，用什麼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來源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