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廣大興案、洪仲丘案，台灣社會興起一股「新公民運動」，讓我們看到了媒體的力量，以及非政黨的人民力量崛起，這種崛起方式，不僅挑戰了原有台灣民主的模式，也暗示政府應改變現有的治理方式。對於這樣的氛圍，有其正面的意義，但其負面的發展卻令人憂心。因此，本文要針對此一負面發展提出個人看法，但這些看法，與個人對於本文所提到的相關議題支持與否無關。

　　首先是對於議題表達多元意見的趨勢：逐漸往一言堂發展。民主社會不同於極權體制之處，或說民主社會可貴之處在於，它容忍對於某項議題有不同的看法或意見的表達，而這樣的表達或看法不會受到主流意見或其他不同意見者的壓抑或謾罵，但最近一些事件的發展，特別是到洪案，卻讓我們看到趨向一言堂的發言，就算有不同的意見表達，不是被圍剿，就是不受媒體的同等重視。個人認為，這樣的結果已經有點往民粹的方向發展，對於台灣民主的發展或提升，不論是深度或廣度，都是不利的。

　　其次，這股趨勢也讓吾人看到，中央的政府部門及立法部門集中資源，為個案問題提供快速的解決，但這種效率，是否能夠達到其目標，是讓人存疑的。因為它涉及該項公共政策的改變，這種改變受影響的標的人口不是僅有洪案而已，而是包含早已存在或現正存在的其他案件，以及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案件，甚至從軍事審判回歸司法體系的準備工作及職司審判的法官們是否準備好了──這不是單單了解軍中相關制度或階級即可解決，如果這麼簡單的話，司法官的受訓不需要長達兩年，只要跟公務員一樣──基礎訓練一個月，就可以分發到各法院了。再者，這樣的急就章更極端到要求一氣呵成──已經不管法令的規範，連總統排定的出國等行程，都要等本案處理完，才可以做──與本案相比，重要的國家大事已成為不重要的國家小事了。

　　再其次，我們都知道，資源是有限的，所以，不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對於政策的選擇決定了資源的配置，因此，投入最小成本，產出最大效益是其基本要求，甚至更進一步要求行政績效的最大化。最近政府部門投入洪案的資源，不僅意味著排擠了其他方面受到政府部門關注的可能性，也可能減少或降低了更需要政府資源投入的事務或面向。而這樣的資源投入，配套是否完善，最後結果是否符合當事人或標的人口，甚至大眾的期待，都有待觀察。

　　再者，我們看到洪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有人選擇回答法官的問話，有人選擇行使緘默權，最後全都交保。這樣的結果，不僅不符合大眾的期待，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行使法律上的權利及法官依法做出交保候傳的決定也不被認同。似乎與本案有關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有一種行為與結果：法庭上認罪，然後被羈押，最後被判重罪，入監服刑。而對比先前政治人物的個案，大眾所期待的法庭上相關權利是否完善等行為及結果，與洪案的看法形成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與不同的對待。

　　另外，只要發生媒體大幅報導的事件，就會訪問相關名人的看法，但之前卻發生某名人「沒在關切」某議題，結果遭到圍剿。這樣的趨勢，無形中壓迫大家對於媒體大幅報導事件不能不關心，似乎不關心就是錯誤的行為，但言論自由不是民主社會中個人的基本權利嗎？對於某項議題，個人可以單純表達意見，也可以用行動表達意見，但也可以不表達意見，或不關切該議題，而非某些議題只允許「表達意見」的單一選項，某些議題可以有多元的表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