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下冊第四篇<日本>，其中有些很特殊又有趣，摘要一小部分當作筆記。日本是國人的旅遊熱門點，很多人一去再去，若僅止於賞景、吃美食、聽導遊吹噓就滿足了，自不待言，想進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看熱鬧還能看出一些門道，本書不妨瞧瞧。*(為何和服上的圖案多是花鳥草木? 食品盡量保持原味? 為何和尚可飲酒娶妻? 為何神道教與佛教儒教糾纏不清? 日文有了平假名片假名還把完整的漢字納進去? 為何講話婉轉客套? 為何宗派門閥那麼強烈? 為何模仿唐朝的建築卻沒有雕梁畫棟? ...。)

一、日本人重視直觀的具體事像，而不強調眾事像所孕含的普遍性，所以他們願意接受現象世界為"絕對者"，這種思維方法往往拒斥存在於現象界之上的任何超然認識者。

承認現象界絕對意義的思維，似乎與日本人愛好自然的傳統有密切關係。
道元的和歌：春有花，夏有杜鵑 秋有月，冬時白雪 冷閃閃。
慧開禪師的頌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涼風和杜鵑都是可感覺的，但涼風給予無限定的茫然感，而杜鵑給予有形的和可愛的印象。
良寬的和詩：留下春時花，夏時鳥，秋時楓葉。....
此處楓葉又要比月更令我們感到近切。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愛好自然，但中國人愛好茫然和若干距離之外的表象內容，日本人則喜好單純和近切的表象內容。

二、《古事記》的神話，天地混沌初開，依奘諾(男)與依奘冉(女)兩神下降到奧諾科羅島，生了大八洲的眾島(日本)，後又生了諸神：風、木和山神，最後女神在生火神時被燒傷而死。男神前往夜見之國見了女神，回來後洗去污歲時，從他的眼睛與鼻子裡生出了天照大神、月讀命和素盞烏命三個神。如此皇室祖先的神話就與開天闢地的神話結合在一起，在其他民族中恐怕沒有與此類似的例子，這提高了皇室的神聖權威。

中國的儒教傳入日本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牴觸摩擦，只是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的學說無法接受，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日本人出於恐懼心理，編造了一個船隻遇難的傳說，「皇室的世系從來沒有斷絕過，如果像《孟子》這樣的學說傳入日本，將來可能會出現一個敵人，他奪取了眾神後裔的皇位還要宣稱自己無罪；所有的眾神都痛恨這種可能性，於是他們刮起一股神風，掀翻了所有帶著《孟子》書的船隻。」(雨月物語)

三、日本佛教趨向於宗教意義寓意於世俗的職業生活乃至一般日常生活中，因此它很容易在普通民眾中傳播，且引起在日常伎藝中尋求把握理想之"道"的趨勢。於是，茶道、花道、書道、舞道、劍道、柔道、弓道、醫道等稱呼接二連三出現，它們似乎起源於室町時代與德川時代之間的16世紀。

四、傳統上日本人缺乏豐富的想像力，厭惡複雜的表達，喜好簡單和單純的表達。日本語對於表達複雜的概念和抽象概念似乎不堪勝任，時至今日他們在表達抽象概念時，大多借助於漢語。

這種傾向在藝術方面也是非常顯著，日本人愛好即興的短詩，如俳句及和歌，史詩一類的長詩形式從來沒有繁榮過，這種簡潔特色在其他民族恐怕是很少見的。

在建築藝術中也能看到日本人喜好單純性的特徵。假借中國和朝鮮之手，引進了印度佛教各種複雜的造形藝術，但這類藝術式樣幾乎沒有滲入到民眾的生活中。在伊勢大神宮和諸多神社中，日本人仍然保持昔日樸實無華的白木建築。日本人象徵性模仿印度的巨大墳墓(窣堵波)，這在日本人的"卒塔婆"實際上只是一塊小木片。

五、日本人重視人際關係的習慣對外表現為他們的禮儀活動。一般說在西方互相致敬是相當簡單的，相反，日本人極盡繁文縟節之能事，這種習慣造成日語中敬語的用法極其複雜豐富。據說如果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中的敬語全部去掉，那這本書的篇幅就會縮小一半。

日本人使用人稱代名詞時，必須一一記住對方的身分、親疏等社會關係，這種有區別有制約的使用也擴展到名詞和動詞。視被稱呼者的不同而用不同敬語的習俗，或可稱為會話禮儀。

六、視特殊的和具體的人倫組織體系為絕對的觀點，引伸出另一看法，就是把捍衛和發展這一體系也視為絕對。當自己所屬的人倫組織處於危急關頭時，他就會不惜斥諸武力來保衛它。在日本人的思維方法中，一般不用倫理上的善或惡，或正義與否來討論處於各種特殊場合的武力，作為替代，人們傾向於尋求一個神聖的理由來辯護，對武力的高度尊敬在日本人，至少在過去的日本人思維傾向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國有文人階級，印度有祭司階級，而日本重視人倫組織秩序的思維傾向，才使得以使用武力為本質機能的武人上升到社會統治的最高地位(武士階級)。

佛教在移入日本時，不得不適從日本人尚武的生活態度，例如，日本人對不動明王的崇拜相當普遍。不動明王利劍降魔的德性和功績與中國人的宗教觀不太和諧，觀世音菩薩代表的慈悲性才是中國人的宗教理想。作為對照，不動明王所體現的降妖伏魔的特性正適合日本人的心態。

武士出身的鈴木正三鼓吹"二王禪"，其教說的宗旨認為，修行禪者必心持威勇二王。他宣揚：「近年以來，佛法含有的勇猛及堅毅的大威是被忽視了，它只成為柔和、殊勝、無欲和溫厚，無人能使自己修出復仇之靈(怨靈)。任何人都應修煉勇猛之心，或為佛法之怨靈。」....這種鼓吹暴力的方式，在中國和印度的佛教徒中是聞所未聞的。

七、佛教剛傳入日本時，為了在一般民眾當中傳播，不得不帶上一種薩滿教的特性，因為當時薩滿教的宗教樣式很有勢力。律宗較多地保存了保守的佛教(小乘)的規矩，結果在日本人中間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大乘佛教的其他一些宗派則受到了歡迎，因為這些宗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薩滿教傾向妥協了。

日本的儒家學者原來是排斥咒術或驅邪伏魔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排斥日本人傾向於薩滿教的思維習慣。孔子對超自然的靈異保持沉默，不願多談，而一部分日本的儒家學者對孔子的這種基本立場做出了很大的修正。「子不語怪、力、亂、神。」荻生徂徠把這句話解釋成：「孔子雖然是聖人，同時也是一個人間的凡人，他大概不可能不對鬼神的故事發生興趣。實際上，孔子在日常談話中必然時時觸及鬼神之事，但是他並不鼓勵學生們把這類故事引為教訓。」

日本人研究中國的典籍時，花了非常大的力量專門研究"易"的學問，他們研究"易"的學問比研究"禮"的學問起勁的多。同樣的也對陰陽家的方術大力吸收，所以日本人普遍相信命運，還有避免不吉利朝向的習俗，這都與上述的薩滿傾向有某種關係。

八、文化的重層性與批判精神的薄弱。由於日本人的寬和與包容的性格，他們能夠既攝取和容納各種外來文化，又沒有引起很大摩擦；既試圖認識各種不同文化因素的存在意義，又努力保存自身文化的傳統價值；既尋求民族的統一，又允許種種異質的文化要素和諧並存。這一趨勢可在各個文化領域中體現出來，諸如語言、政治、宗教、藝術與文學。

寬容各個體的差異，承認文化上各矛盾因素的特殊意義，同時還盡力在它們中間形成具體的統一，這確實是日本人的一大長處。然而在許多情況下，這種統一是權宜之計，是出於機會主義的心態，是立基於折衷融合的立場。日本人重視人間關係，具有非論理性格的傾向，這實際上也阻礙了他們，致使他們常常缺乏徹底的批判精神和對質決斷精神。